银质钱牌今现身——

《天成元宝长安五十》珍罕银、铜钱牌赏议

     今年三月底，裴元博先生曾撰文就本人所藏辽“五京伯文钱牌”、“上京盐十六两钱牌”以及五代后唐“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钱牌”进行了考释。详见（辽五京伯文钱牌综考 ）
    其时，这些钱牌尚未配有银质品。在铜质钱牌出土并获藏后，我曾获知这些钱牌均有银质牌在黑龙江同一地域出土，并已散落于数位当地村民手中。经艰苦努力，终将散落的更为珍罕之银质钱牌聚拢于帐下。
    因此，有必要逐步将这些银质钱牌上博展赏，以飨泉好。今日首先将《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银质钱牌复配铜牌一并上博。

    根据裴元博先生所考释，《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钱牌：“应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公元926-933年）所铸，也是一枚信用钱牌。其和辽五京钱牌同坑一齐出土，而且铸造时间也比辽五京钱牌早上5-10年，说明辽人是把它当成样板，学习创造出自己的钱牌、盐牌的。笔者相信，辽人是通过与后唐贸易或战争得到它的。辽人得到它，立即参照“万贴抚宝”，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仿造出比“‘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铜钱牌，更先进的五京伯文钱牌。“‘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铜钱牌，应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早的，具有真正钱币意义的铜钱牌。是辽代五京伯文钱牌的滥觞及源头之一。极具考古与历史价值，极其珍贵。”

    这里，裴先生根据牌型和其上的文字信息，对此牌的铸者铸期和价值，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尽管还未更细致的专门论及，然，我以为应该是没有大的疑义的。只是还有一点想法，需要述及，以便为进一步认识这块具有重要意义的钱牌提供又一个思路。

    首先，我们将银、铜两牌置于同列，不难看出，两材质之牌乃为同范同模。其中，银牌比铜牌尺寸稍稍小一点，致重量比铜牌仅略重，这是不同材质同范浇铸，金属液量难以绝同，金属收缩不同而致，不成其疑。银牌表面擦得较亮，然仍有老醇包浆在身，牌体表面坑洼密布，瘢痕累累，显示其耄耋之相，至老无疑。两牌互证，各自开门，无需赘述。

    其次，此牌除了为中国最早钱牌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最早或者说唯一在钱牌上铸有京城城楼的钱币。此牌实际上由四个纹饰要素构成：一是，上部的钱币纹饰“天成元宝”；二是，中部的“长安五十”纪值文字和数字；三是，中部左右的简化“龙纹”（之所以是龙纹，可见其线条上部为双线条张口状呈龙头状，下面尾部则只有单线条呈龙尾状，蜿蜒线条左右有点状纹，实乃龙爪之象征）；四是，下部的城楼纹，此为京城之象征无疑。

    上述四种纹饰集于一身，堪称奇观，极具创意和欣赏点。如此，才构成了此钱牌的又一个中国唯一。同时，这些纹饰的组合信息显示，此钱牌可能还是象征官钱并专门用于京城流通或者信用的牌形钱币。

    此外，在鉴赏之际，我亦产生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此钱牌无论是银或铜，同出于故辽金之地，因此，其会不会是辽铸？即辽首先创立这种钱牌制式，专门用于与后唐的贸易或信用，或者是一种“聘享”牌币。进而在其后才又根据这一牌形，略改制铸辽自己的牌币，即五京伯文等。因为，从目前已经显现的，辽代千姿百态又颇具创造性的铸币文化之大量遗存实物来看，后唐可能难以具备这种具有开创性的想法和做法，反而只有辽人方才能做到。对于此点想法，我以为恰好不能排除。由于目前还找不到进一步资料证实，此也可作为一点未解之谜。

    总之，不管此牌是后唐铸还是辽铸，此牌的重要历史地位与特殊价值，皆难以置疑。实物是最好的证据，有此实物在手，必将为我们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认识此牌提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我深信，所有的谜底，最终将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步求得真解和全解。近年来，通过裴元博先生等和一批辽钱藏家的不懈努力，辽代铸币的迷雾正逐步被拨开便是明证。

    此外，目前从已知信息来看，此牌铜质已经至少有三块入藏。而银质牌则是首见。或仍还有藏家入藏，然其存世量总数至少目前来说，应该属于极其罕少的，故极有鉴赏价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