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身如天宏  大赞似地阔

辽钱王品《天赞通宝》巨型刻花钱及初识      

    所展——辽《天赞通宝》巨型刻花钱！

    此巨品，可至人眩晕，可使人惊叹，之如此，乃因天赞钱为辽珍，其如此之形制，能称王品，堪见恢弘，亦至剽悍，殊为传奇。品赏之际，须得展开辨识，方可悟其真谛。

    首先，我们需要引述天赞钱的基本信息。天赞通宝，乃契丹（辽国）的行用钱币之一。公元922年辽太祖阿保机改神册七年为天赞元年，并铸天赞方孔钱。即天赞是契丹（辽）的第二个年号，天赞钱则是大辽契丹的第二个年号钱。

    其次，据相关文献记载，天赞钱最早发现是在1944年。1944年，苏州卢氏以铜价购得一批古钱，内有一枚“天赞通宝”钱，重3.5克，此钱后迭经马定祥、孙鼎收藏，现存上海博物馆。上博还藏有一枚“天赞通宝”，重3.5克，文字清晰，品相极佳，为辽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通”字“之”部不带点捺，向上撩扬，有行草书的意味，钱币界称之为“虎尾通”。 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收藏家武玉辉在沈阳收得一枚生坑“天赞通宝”，表面呈厌白锈，锈迹透骨，重2.85克，背上有仰月纹。

　　1994年，内蒙古林西县古林坝村村民在挖水渠时挖出窖藏古钱2万余枚，内有“天赞通宝”钱1枚，重4.9克，钱币铜质发红，锈迹斑斓，背穿上亦见有仰月纹。

　　此外，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亦藏有“天赞通宝”钱，背穿上也有仰月纹。列入中国古泉五十名珍。时间推移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陆续已经有几种版本的天赞钱币现世公见。近，又见博友展示若干枚不同版式之天赞钱，可谓齐聚。基于此，虽然时下天赞钱已经非为旧识那般极度珍罕，然，因其乃早期辽钱，所出仍然有限，故位列辽钱珍贵铸币，当仍不为过也。

    上述资料辑录描述，我们便获知了天赞钱的来历、即铸期、发现过程、珍罕度及其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即针对本品进行一番论辩。

    首先需要说明，本品之巨型形制和品貌，目前尚查不到任何史籍记载。因此，我们便只能根据此品自身所载的可视信息，以眼学的形式进行一番初步辨识。如此，其必定难免主观臆见，必定因本人才疏学浅，见识菲薄，而谬误在所难免。此，当可视为一种初步粗浅之认识是也。

    本辨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包浆锈色之辩；二是钱文风格之辩；三是刻花纹的文化特征之辩。

    包浆锈色之辩：观察本品，参照下面特写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其整体包浆锈色异常坚实打眼，呈现层层叠嶂并斑斓之态，可明见其深入钱体之骨。其中，锈之皮壳异常坚硬，曾试图以改锥撬之，然其锈皮仍岿然不动，难以破皮。整体铜质呈红绿锈状态，此锈色不仅具辽钱之番红锈色，亦具有典型的北方干燥窖坑所形成之绿灰锈色。同时，亦是许多宋钱之色。因此，从锈态眼学断之，此锈及其皮壳，非仅百余年可形成，可断其至少接近到代。即，其如未有数百年以上于干燥地室秘藏，则无法形成此锈此皮。据此而判，本品确乃出土于北方干坑之品，其锈开门，当无更多疑问。有鉴于此，从此锈色初步判断，其铸期虽然还无法断言是天赞年间所铸，然其至少数百年悠悠岁月，龙钟老态可言。

    钱文风格之辩：此品巨钱之钱文风格，需要有所判断识别，其亦关系到铸期的判断。在通常见到的天赞版式中，此巨品之版式，并不多见，其是否有行钱版式可参照呢？回答应为肯定。首先是我在早先所发的《罕珍<天赞通宝>与<皇庆元宝>等雕母祖钱雕刻特点考略》一文中，所展示之一枚天赞通宝，即是与本巨品之钱文一致，如果说那枚天赞通宝小雕母作为内蒙出品之精美干坑品，其形制尚有待深入研究，可不作唯一参考，那么，今见博友北国盈泉展示的几枚天赞银钱中，我们可找到其中一枚的版式钱文正是与本巨品一致（见后附图）。因此，本巨品之钱文书意风格，就绝非后世臆想，随意书就，而是有小型行钱版式参照之放大样后成型的作品。这种依据实用行钱版式而铸的同样大钱版式，通常要么为同期所铸，要么后铸亦相隔不远。

    这里当我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时，便会同时触及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天赞钱有记载的发现时间为1944年，此前从南宋的著名泉家洪遵著谱始直到清末，各类泉谱泉著洋洋大观，皆未见载天赞任何一版式钱之拓图或者文字描述，此有力说明1944年前天赞钱未现。由此问题即生，那么在70年前，此巨品之钱文是参照何品放大样而作？怎会有巨品钱文和小钱钱文一致的现象？这至少不会是先臆造此巨品，再有人据此钱文风格臆造小行用之钱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此巨品在铸造时，其铸造者即有小钱实物样本参照放样。如是，假如我们又认为此巨品是清末或者明代铸，则那个时候天赞钱从何而来？若来，则说明早已有出，且品相极佳如新，方可参照放样，然，开炉兴师动众铸此大钱，其小钱样板居然未有人知，此亦难以解释也。一句话，若仿，就得有仿样，而仿样未出，何来之仿？若臆造，巨型、小平都见，臆造者意欲何为？

    由此，我们便可以初步将本品的铸期年代上推于至少明代以前，甚至就在宋辽时期，铸钱者有正规版样钱在手。

   纹饰之辩：本巨品正反面和地章，皆雕刻纹饰，其纹饰所包含和反映出来的文化信息，是我们判定此品巨钱铸期和铸者的另一关键要害。

    其纹饰描述并可参看后面局部特写照片。

    首先，在其阔缘之上，刻荷花、水草和鱼形，鱼之活灵跃然其面。

    其次，在正反地章上，我们可见牡丹纹、莲花纹和鸟纹等。

    这数种纹饰，与辽代民俗文化关联度如何？需要辩考。我们知道，这种纹饰并非铸钱常用，因此，我们当然找不到有原铸币纹饰可比对，它只能是一种文化现象显现在特大型铸币上的借鉴或者反映。如此，我们只能从已经大量出土的辽代器皿纹饰，尤其是装载最多纹饰图案的瓷器上去进行类比见识。

    大量资料和实物已经表明，在辽代陶瓷上的图案、纹饰受到本民族皮制品和当时中原文化的熏陶，创造出辽代所独有的艺术风格，把草原人民生活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反映于陶瓷器物上。

   根据现有综合资料，在辽代瓷器中，常见的图案由牡丹、菊花、莲花、梅花、野芍药、松树、松枝、圣树、水草、卷云、行云、乳钉、皮条、皮带、皮绳、火焰球、蟠龙、团龙、二龙戏珠、凤、团凤、鸳鸯、蜜蜂、蝴蝶、追鱼、游鱼、兽面、猫、狗、猴、马、人物、陶俑、飞人、佛像等等。

   常见的装饰有云纹、唐草纹、水波纹、席纹、轮纹、绕枝花叶纹、皮条、皮绳、乳钉、彩釉勾边纹、曲线纹、几何图形等等。

   牡丹纹

   辽代牡丹图案的表现形式与中国其他各代有所不同。在盘碗等三彩器物内的印花、抹花牡丹图案，一般采用平面式，花大叶大。器物中心的牡丹花常为四片叶子，在花的上下左右各一片；中心以外的第二、三、四层次的牡丹花叶均为两片，在花的两旁。其中圆盘图案层次最清晰，基本为环形层次，少则两三个层次，多则四五个层次。牡丹花叶无反无侧，一律为正面；其形状多为桃形，叶尖较钝。抹花牡丹叶的经脉含混。牡丹叶的安排多为平面对称式，无茎、无枝、无根，在盘、碗等圆器中未见有缠枝牡丹，在花瓶、壶等琢器中也极为少见。折枝牡丹在三彩长形船盘和瓶壶等琢器上较多。在长形船盘中一般为印花，无根、短茎；在瓶壶琢器上一般为刻花和划花，部位在琢器腹部相对的两面，两面的图案基本一致，为两面同图对衬式。

   莲纹

   莲纹在辽代盛行不亚于牡丹纹。莲在盘的正中心，只现莲子，无花无叶，无茎无根，莲花图案多为中心有一圆绿釉或白釉细短的斜线，水波多无溅起的浪花和漩涡。

   梅花纹

   梅花多表现为中心图案，也有作纹饰用的，但多数无枝、无茎、无根，为单花罗列式。梅花的花瓣有的画为四片，有的画为五片，也有的画为十片。梅花多表现于三彩盘碗的中央，花在中心，叶在周围，花瓣多用密密流畅的转弯线条表示，绿叶均为正面，叶尖较钝。

   卷草纹

   卷草纹，纹饰为植物的枝茎作连续波卷状变形。卷草纹始于魏晋时期的忍冬纹。辽代卷草纹凝练概括，更具抽象性，表现技法有刻、绘等。在后期的青花瓷中也常见卷草纹。

   鱼纹

   鱼纹为辽代陶瓷装饰中典型纹样之一，一为追鱼式，一为游鱼式。追鱼一般绘于三彩圆盘居多。鱼尾平面式，大小基本一致，头、尾方向相同，形成互追互赶之势。追鱼图多无水波纹衬托。游鱼常见于三彩长形船盘与三彩洗的内面。鱼的造型是剪刀式的鱼尾不突出，鱼身上的鳞片为圆点状。游鱼多为五条或七条，只有鱼的轮廓。辽代鱼纹与宋代鱼纹明显不同，宋瓷中鱼的图案近于写实，剪刀式燕尾突出，两翼尾尖尖锐，其鱼身上的鳞片多为交叉线条组成。

   其他如菊纹、海棠纹、龙纹、狮纹、兔纹、鹭鸶纹、水波纹、卷云纹等也是辽代瓷器常见纹样。

    上述纹饰样的描述，虽然不可能做到涵盖全部，但是已经基本上可代表辽代瓷器纹饰的主要特征。

    有鉴于此，反观此巨品大钱之刻花纹饰，我们似乎便胸有成竹了。其所刻纹饰，正是典型的辽常用纹饰及其表现方式。莲荷水藻鱼，牡丹梅花鸟，且纹饰表现手法基本上如前述资料中所描述之特征。这在博友QHMT所展示的《大德通宝大型十二章纹饰刻花钱》、《清代巨型大清镇库刻花钱》，以及之前我所展示的《皇宋通宝九叠篆特大十二章纹饰刻花钱》上，皆找不到此巨品上的这些独特花鸟鱼纹饰。这似乎可以说明，透过本巨品之独特纹饰，较鲜明的映射出了其浓厚的辽文化气息！换句话说，巨品钱上的这些纹饰采用，最大可能是辽人所为，而非汉人之作。

    之所以说最大可能，乃在于经观察，其上面的鱼纹，则似乎趋于像宋代的纹样刻法，即鱼形更写实，鱼尾呈剪刀形。这一特征我们既不能有意疏忽，硬要往辽铸上扯，然又不能完全机械的对待，因为宋辽基本处于一个时代，契丹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汉文化对其影响甚大，故某些纹饰表现手法采用宋式亦完全是可能的。

    因此，从纹饰特征上所装载的文化民俗信息来看，我初步的断识本巨品铸期，其极大可能是辽铸之品。亦不完全排除为宋铸。如果其为明清时期铸，前述其钱文参照样本的由来解释不了，而纹饰亦同样难以解释，因为如果为明清时期后人铸，那么其辽纹饰特征又表现得如此鲜明和淋漓，亦很难解释。

    当然，如果说是铸期为辽代，那么其究竟是于天赞年间铸，还是辽自身后朝所铸，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无法将问题一并解决。不过，我猜想以为，此是否为辽后期为祭祀先皇耶律阿保机而铸？似乎也不可断然否定矣。

    最后，这种钱的用途猜想。我认为，根据本品形制和纹饰，以及已经发现的同形制其它朝代巨品，这种巨型大钱，有三种可能的用途，一是祭祀礼钱，用于祭祀天地祖宗神灵，大钱以表厚心诚意；二是我先前论述过的，是皇帝专用礼钱；三是一种精铸刻花吉祥镇库钱，即铸钱机构真正用于镇库的大钱。

     尚存最大疑问，通过最近的研究和已经能见到的这种巨型钱，其基本共同的特征是形制一致，即钱的直径均为396毫米左右，重约7500克上下，这和博友泉海密探展示的“大清镇库巨型刻花钱”（包括我本人所藏巨型同治通宝背大清镇库五爪龙纹刻花钱，另文再述）、以及他和我的“太平天国圣宝巨型花钱”等，其尺寸重量均是如此。此表明什么？难道是同为清咸丰年之后铸品？此不能不说还存疑，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这种不同钱文不同时期或朝代的巨型钱，其尺寸规格又如此一致？是否历朝都有铸巨型钱之习，而像折几型钱那样，形制规格有延续标准，故而延续下来？凡此种种，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既不可简单肯定，亦不能轻率否定。因为，这种铸制极其精整剽悍的巨型刻花钱，普通民间基本上难以做到，似非官炉而不可为也！同时，其不能与明后期至清代大量仿制宣德炉相提并论，因为宣德炉是普遍实用器皿，而此巨型钱不具备普遍或者普通实用功能也。

     结论，不管怎么说，此品作为巨型辽钱钱文式，亦今发现殊罕，无论其原铸或为后铸，皆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的研究价值。

     今发此钱，诸位好者，可续研之，亦希望能见到不同见解，共同攻克此课题。因为它涉及中国古钱币币种之大事矣！

     补：今读裴元博先生新文，辽铸聘享钱，以送邻国。那么此钱会不会是那种聘享钱性质呢？我以为也值得参考，进一步究之。

    下图为博友北国盈泉所展示的藏品，天赞通宝小平银钱，此版式铜钱稀见，钱文书意规矩，其正是本巨品钱钱文的小样，其风格完全一致，突出点为“通”字走之旁以及“宝”字宝盖头的书意特征。

     下图为我先前博文已经发过的考证钱，天赞通宝小平雕母祖钱，其钱文书意与上述银钱一致，亦同是本巨品钱文的小样。这品小平雕母虽然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然，其出内蒙干沙坑，其钱文至少说明此版式之天赞钱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