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但目前学术界更多地倾向于是一部反映市民阶层人生向往的小说，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部游侠文学。

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施耐庵在表达思想立意时特别强调了“忠义”二字，并将“忠义”思想贯穿于《水浒传》的始终。《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水浒传》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 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古人，是一个很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不仅有“九儒十丐”之说，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也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

《水浒传》的作者是在试图用写书来唤起民族英雄，恢复汉民族的文化威仪，恢复儒家正统。在李贽看来，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那么，既然“有忠有义”，为什么还要啸聚梁山、反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呢？李贽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论述了“忠义”存于梁山的事实：一是梁山聚义是由小人当道造成，在被迫啸聚梁山的过程中，宋江等人依旧心系朝廷、等待招安和报国的机会，自然谓之“忠义”；二是“有国者”阅读后，虽可以认为“忠义”不在宋江等人，但他们应认识到《水浒传》是一部“发愤”之作，作者施耐庵是心系朝廷、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所谓忠义、信义、仁义、道义、正义等都含有义，社会中还有“见义勇为”、大义凛然、义薄云天、义愤填膺之类的成语，这是正直、公正之义。即便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基因，依然还在当今的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为国人注入的是“刚正”、“公正”、“正直”的品格；而《水浒》文化则是给国人注入的豪爽和率真。正因为如此，国人不仅是谦谦君子，重礼义廉耻，写道德文章，有文化品味，而且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爱憎分明，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扶危济困，向往公平，温厚和平，仁厚仗义，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和血性，等等，这都是“梁山好汉”的鲜明特点，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所崇尚的一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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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兆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山东梁山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