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江是什么样的人？

宋江是位多位一体的人物，李逵是他的“本我”，反映了他潜意识里的暴烈和血腥；吴用和花荣是他的“自我”，权谋和义气是他的日常表现；由于自幼熟读经史，所以他在父亲和皇帝面前还表现出一个“超我”。作者安排他们死在一起，意在向读者表明，他们加在一起才反映了宋江或水泊梁山的精神实质。尤其是李逵和宋江的关系，作者把人性的矛盾和内心冲突用两个性格和才情完全相反的人物表达出来，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宋江临死的时候，他最强烈的愿望和最迫切要做的事情不是安排家人和遗产（按儒家道德规范他理应如此），而是李逵必须和他一起死，否则他的人格仍然是分裂的，他的灵魂就不完整。李逵则心心相印地说“生前是哥哥手下的兵，死后灵魂也伺候哥哥”，他们死后合葬在一起，直白地告诉读者二人的灵魂合二为一。

对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宋江，人们颇为熟悉，即“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公明”。但潜意识里的宋江或宋江的本我是什么呢？如果要在108条好汉里找一位杀人冠军，那么必是李逵无疑。李逵曾经说他做的一切，都是哥哥吩咐的，二人的心灵相通，不是其他弟兄能够领会的。本来，宋江潜意识里的抱负他自己都不能清晰地知道，只能在纵酒（醉酒可疑）后放胆一露心迹，而李逵则能肆无忌惮地付诸行动。宋江“血染浔阳江头”的梦呓转瞬之间就由李逵实现；宋江“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理想还要靠李逵说出来“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须知你家皇帝姓宋，俺哥哥也姓宋”。李逵所展示的，正是宋江被“超我”束缚和压抑而无法表现的另一面。没有了这一面，宋江的形象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宋江的反诗并非无心之作，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

由于宋江内心的桀骜不驯，熟知孔孟之道的宋江其实并不适合在官场混，他梦寐以求的招安实现后，以及他功成名就得胜还朝之后，他的官场生涯都使他不安心、不自在。相反，他流落江湖时，倒是如鱼得水。上清风寨时，他的角色转换没有丝毫障碍，当山大王时得心应手。他发配江州，从身份上讲他是一个犯人，尽管以当年谪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但他整日交游饮酒，快乐无比，哪有一点“天涯沦落人”的影子？这种社会角色的错位，反映了他早年的失败和挫折，本来，在大宋朝他是可以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这一点在《水浒》里没有明言，但有暗示。在宋江隐秘的内心世界里，他“血染浔阳江头”是想要向谁报仇呢？江州还没有任何人得罪他，将要害他的黄文秉还没有出场，如果他不题反诗，黄文秉根本没有机会害他。他过得十分潇洒自如。他仇恨的是使他遭受挫折的制度和社会。当年黄巢就是因为科举的失败而走上反叛道路的，因此宋江以黄巢自比。在宋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黄巢的影子，也看到了后来洪秀全的影子。

在获得社会承认的人生目标趋使下，由于早期挫败的心理补偿机制发生作用，宋江得以发挥另一方面的才能，那就是笼络人心。《水浒》里宋江一出场就好评如潮，但他是如何博取好名声的，作者并没有详细交代。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相似的历史人物里窥见一些端倪。刘备年少时就有当帝王的志向，但他不善言谈、一贫如洗，也没有任何文、武方面的才能，唯一的资本“帝室之胄”也不见得有市场，因为像他这样的“帝室之胄”已经多如牛毛。但刘备却建立了自己的好名声，这一点连尊曹贬刘的陈寿也是承认的，可见刘备“信义著于四海”的名气也不是罗贯中吹出来的，这也是刘备事业的基础。刘备是先当“哥哥”再当老大的，宋江也是如此。博取好名声是他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他正是靠这一手建立权威的。否则，众弟兄不会初次见面变纳头跪拜，扈三娘也不会奉命嫁给王矮虎。然而，仅有“哥哥”的权威还是不够的，一支队伍还必须有方向和目标，否则便会像晁盖一样没有前途（晁盖的死亡有象征意义，中国历史上像晁盖这样的草莽英雄太多了）。方向和目标构成了这支队伍的灵魂，宋江也就是这个灵魂。他上山的目的是“曲线救国”，他个人的目标是回归社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他改造社会的目标是恢复秩序。看一看宋江费尽心思搞的梁山泊座次排序就可以知道：他搞的排序主要不是按这个人上山的功劳和资历，而是看他上山之前的社会地位。如卢俊义，因为之前社会地位显赫，所以一上山就可以坐头把或二把交椅，其他人如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莫不是如此，而时迁作为梁山泊资格最老的元老，却因为小偷出身，只能排名末座。内心叛逆的宋江，是多么寻求社会秩序啊。

再看看宋江是如何使用他的权威的。首先，宋江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其次，宋江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宋江深知，梁山泊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广纳天下贤才。一千年前，刘备吸纳人才的方式是三顾茅庐，而宋江呢？看看秦明、李应、朱仝、安道全、卢俊义等是如何上山的，就知道他们并不是被官府“逼上梁山”，而是被宋江“逼上梁山”。他们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被剥夺成为了无产者，就只有上梁山参加革命一条路了。而逼他们上山的手段之阴毒残忍不仅远远超过了道德法律的底线，也超过了人性的底线。这些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成为宋江同道的人，还有可能不顺从宋江的意愿吗？例如卢俊义，他还有资格挑战宋江的领导地位吗？宋江等人这样的行为恐怕连成吉思汗这样的人也会不齿。因为蒙古人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身体上的兽性，是自然环境使然；而宋江等人表现的则是灵魂上的兽性，是一种以高尚目的为掩护的极端自私。这种灵魂上的堕落，他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是他人学不到的权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共同表现。

宋江把黄巢当成自己的楷模。宋江的性格和形象，确有黄巢的影子，但更像的却是隋唐之际的一个著名历史人物——李密，二人的性格、为人、思想、抱负、经历、结局都太相似了，他们死了都能得到部属的追随。甚至连他们身边的人物都能对应，如翟让可类比晁盖，徐懋功可类比吴用，单雄信可比李逵等等。在施耐庵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未必有机会接触研究隋唐史（因为他对宋史都不甚了解），而可以肯定他不会有意把梁山迫与瓦冈寨类比，但他写的小说与前朝历史惊人的相似，表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正好说明了中国历史某种内在的逻辑和令人无奈的悲剧性。顺便说一句，新版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展示了很强的讲故事能力，但却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宋江等人进行了脸谱化的处理，其揭示人物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是没法同原著相提并论的。

所以，在施耐庵的笔下，宋江已经超越了宋江本人的意义，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代表，他也表现出中国这些传统造反者的共性，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而《水浒传》则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浓缩版，每当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的时候，它赖以存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不足以约束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就像宋江心中的魔鬼被释放出来一样，人心崩溃导致社会崩溃，于是天下大乱。在残忍和无耻的竞赛中，最终会产生一个优胜者，而失败者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寇贼。他的成功是不能用道德来衡量的，如果一定要比较，他往往是群雄中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人。他会成为英雄，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他也会被芸芸众生认可，因为他给社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若干年后，相似的场景再次出现，中国历史就在这里轮回。施耐庵的学生罗贯中就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轮回的历史哲学观，即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血淋淋的历史只是文人墨客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如果从现代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和认同梁山泊好汉实质上是无法无天、血债累累的所谓英雄事迹，但在乱世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那样的自然和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