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Emily Esfahani Smith:生命的意义不单是幸福 Emily Esfahani Smith: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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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他用了9天时间写下了他在集中营中的经历并出版。在这本名为《生命的意义》的畅销书中,他总结了生与死之间的差异:那就是生命的意义。这是他对早年生活的一种顿悟。在他上高中时,一名教授科学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告诉他们:“生命的进程就像是燃烧,这不过是一个不断氧化的过程而已。”弗兰克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反驳,“先生,倘若生命果真如此,那生命的意义何在?”
在他被关押期间,他发现即使生活在这最骇人的环境之下,一旦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生存适应力就会大大提高。他在《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道:“在这里,从一个人最宝贵的生命到一件最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切都可被轻易夺走。在这里,我们只被保留了人性中最后一点自由,那就是在任何已经给定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
弗兰克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在书中,他提到了集中营中两名想要自杀的囚犯。就像集中营中的其他人一样,这两人早已感到心灰意冷,生无所恋。弗兰克写道:“在这两个案例中,我需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仍被某些人所期望,他们仍有一个值得等待的未来。他们中有一人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已经在国外生活。而另一人是一名科学家,他还有一套丛书需要完成。”弗兰克接着写道:“每一个个体正是通过自身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来对彼此进行区分。正是这两个特性,将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同创造性的工作和人性之爱联系起来。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是无可取代之时,他就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世所背负着的责任,他就会将这份责任发扬光大。当一个人意识到了他需要承受来自他人温情,当一个人意识到了他需要完成未竟的事业,他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生存的意义,所以他能坦然面对前方的任何挑战。”
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一读俱乐部将《生命的意义》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已发行数百万本。书的精华部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苦难价值的体会、对超越自我之责任的承担,这些似乎都与我们现在的文化格格不入。与其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现在更乐于追求个体的幸福。弗兰克在书中写道:“与欧洲文化不同,这正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每个人被不断催促着去追求幸福。但是,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幸福只会伴随着某些东西款款而来,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变得幸福’的理由。”
研究证明:具有追求和充满意义的生活方式会全面地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水平和生活满意程度,并促进身心健康,提高恢复力,提升自尊,减少忧郁。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一味追求幸福的人,反而感到不幸福。近日一份研究显示,正如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对幸福的过度追求,反而阻挠了幸福的降临。
这就是学者们反对一味追求幸福的原因。在《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份新近的研究报告,心理学家对近400名年龄在18岁至78岁之间的美国人进行调查,询问他们对自己生活是否具有意义(或幸福)的看法。在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中,研究者们根据调查对象对自身幸福感的评价和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并结合了调查对象的压力水平、消费习惯、是否抚有孩子等其他许多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充满意义的生活和幸福的生活虽然有一些共同点,但还是各有不同。心理学家最后总结道:在幸福的生活中,“得到”更多;而在充满意义的生活中,“给予”更多。
幸福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研究者们发现,幸福的生活通常意味着感觉良好。具体地说,那些感到幸福的人觉得生活是安逸的,他们身体健康,能够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你囊中羞涩,你会感到生活缺少意义,幸福感下降。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幸福的生活又可被定义为少有压力和烦恼的生活
在社会看来,那些一味追求幸福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自私。正如前文所言,他们只想着“得到”,却不知“给予”。心理学家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幸福就是满足欲望。如果你产生了一种欲望或需求,比如你感到了饥饿,你吃了食物,填补了饥饿感,于是你感到幸福。人们感到幸福,换句话说,就是欲望得到了满足。研究者还指出:人并不是唯一会感到幸福的物种。动物也有欲望和需求,当它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它们也会感到幸福。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提到了许多奉献自己帮助他人、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而获得生命意义的经历。用当前在世的顶级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话说,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就是“用你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去效忠和服务一个超越自身的东西。”举几个例子,给其他人买礼物、照顾孩子、提出见解,这些都是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方式。那些生活更有意义的人经常会主动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即使他们明知这是以自身的幸福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将自身投入了一项高于自我的事业。他们有着更多的烦恼、更高的压力指数、还比那些感到幸福的人有着更多的焦虑。例如抚养孩子,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体验,但也意味着自我牺牲。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很多父母,他们的幸福指数都不高。事实上,哈佛心理学家吉尔伯特的研究显示,与健身、吃饭和看电视相比,父母在与孩子互动时会变得更不高兴。
在他和他的家人被带到集中营前,弗兰克已经在维也纳和世界精神病研究领域声名远扬。比如,在16岁时,他就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凭着过人的天资,他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洛伊德把他的信投给了《国际精神病学期刊》,并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希望你不会反对。”
作家安娜所著的弗兰克传记对当时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弗兰克感到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前往维也纳圣史蒂芬大教堂清理思路。伴随着管风琴的音乐,他不断问着自己,“难道就这样抛下我的父母吗?难道让我对他们说一声再见,然后把他们丢给命运的安排吗?”他的责任何在?他在寻求“上帝的启示”。
包麦斯特和他的同事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人生而为人,其独特的一生就是为了追寻生命的意义。把私利放在一边,为了超越自我的某人某物而服务。多“给予”,少“索取”。我们不仅仅是在表现最基本的人性,我们也应该承认:追求幸福,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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