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后两年能去澳洲读书，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准备四级。刚离开家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雅思，只知道有个英语考试叫大学四级，好比村里人刚进城，看见高楼，不知道电梯，以为只能走楼梯上去。不管怎样，四级考得不错，给了我信心。

在同学的帮助下，我终于报上了雅思，开始了“烤鸭”征程。经过一个多月地备考，我成为了“计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第一个雅思考上7分的同学。当时我逢人就说：我雅思考了7分，听力8.5！真是恨不得把考试成绩贴在胸上，天天走出去“丢人现眼” “招摇撞骗”。

过年回家，好消息告诉了爸妈，但他们看上去并不兴奋。这很好理解，爸妈根本不知道雅思是什么，也不知道多少分算高分。我没放在心上，直到某天晚上爸爸对我说，他去单位开了工资流水，无法满足去澳洲留学的条件。我终于懂了他那喜忧参半的脸。我安慰爸妈：“我去美国读书，读研究生和博士，拿奖学金，你们不用担心。”妈妈说：“那雅思不就白考了？”我说：“哪有！我考了高分，有了自信！”

年后，我开始准备GRE。为了给爸妈省钱，我没有参加任何培训，一直独立学习。但鉴于中文水平太差，要学好GRE实在太难。雪上加霜的是，我遇到了初恋。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我负隅顽抗，考出了一个不出彩但合格的分数。不管怎样，词汇量暴涨了，虽不说每个词都能彻底理解，但也略知一二，翻开英文原版书，总是一副不知天高地厚自命不凡的熊样。

大二暑假代表学院去了趟美国，发现自己的英文比计算机好，暗自下决心要学好计算机。我打算一个月内解决考试问题，回国就报了托福，本以为能考个接近满分的成绩，结果却惨不忍睹。我心有不甘，隔年又报了一次，原想一雪前耻，分数却只进了几步。然后，恋爱出了问题，我堕落了。

因为种种原因，我实在无法安心学习计算机，只能每天大清早跑到操场大声朗读英语，为了逃避现实。是的，我向那个“疯狂”家暴的李阳学习了。不仅如此，我逃了几乎所有的专业课，把时间用在看小说上，中文的和英文的。回头想想，那段时间是我语言能力的第一次突飞猛进。

临近大三暑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去新东方试讲。通过面试官、主管、副主管、老师和学生，经过接近两个月的“培训”阶段，我终于在那年的7月14号意外登上了讲台（那天有个老师生病，只好请我代课）。在那间“巨大的”15平米教室里，坐了将近20个高中生，我把晨读背过的句子和读书看到的段子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遍，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BTW，我从此再也没有编写过程序。

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许多非常严谨的同事，他们帮助我完善了英文发音以及…普通话发音。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那时的外教，他们不厌其烦地忍受我的骚扰并热心地和我做朋友，让我的英文得以进一步精进。总之，在新东方当老师，我的语言能力取得了第二次突飞猛进，而我当时居然傻傻地以为和初恋分手才是我进步的关键。

大学毕业了，重庆好像变得越来越小，已经容不下我蠢蠢欲动的心。听完老罗的海淀演讲，我决定北上。北上的路并不平，尽管北京的马路从不如重庆蜿蜒崎岖。我先去了李笑来开的公司学习，听笑来老师的培训课，学到不少东西。可惜的是，那里课时费太低，而且我几乎没有课上。但幸运的是，在这段无忧无虑日子里，我又看了许多更有深度的书籍，而且托福和SAT的课也备得差不多。

然后，我阴差阳错地去了梦寐以求的老罗英语培训，在那里的VIP部门当上了教研主管，并成为了主讲老师。只是，还没风光一个暑假，就得到老罗改行做手机的消息。老罗走了，人心也就散了。我自然也没有必要留在那里，尽管我并不崇拜他。中间有大约半年时间和朋友筹划开培训机构，却无果而终。

那年，我找到了心上人。为了能够养活我和她，只好去投奔朋友。这个朋友很风光，做了一个暑假的私塾，特地请我吃饭，告诉我在北京买了房。朋友把我推荐到北师大实验附中国际部作外聘教师。这一干，就是两年。期间见过各式各样的学生和家长，包括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以及他们的父母。长时间重复授课和枯燥的工作内容让我意识到整个行业的停滞不前，于是决定创业。这就有了北京偶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可爱的“SAT小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