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来面对他的这篇作品，我想从《我与地坛》的文体属性谈起。

刚才说过，《我与地坛》是作者修改完之后又放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交给了《上海文学》这份杂志。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讲一讲《我与地坛》发表时引出的一个小故事。

姚育明女士是《我与地坛》的责任编辑，据她讲：1990年12月她曾来北京组稿，返回上海后不久便收到了史铁生寄过去的《我与地坛》，让她大喜过望。终审看过这篇稿子后也很兴奋，于是他们决定把稿子编发到1991年的第1期上。每年第1期的稿子编辑部都很重视，但那期稿子他们发现小说的分量不够，于是终审就让姚育明与史铁生商量，看能否把《我与地坛》作为小说发表。史铁生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得很坚决：这篇作品“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编辑部想作为小说发，史铁生认为是散文，这件事情就僵住了。最终，编辑部变通了一下：《我与地坛》既没放到小说栏目中也没放到散文栏目里，而是以“史铁生近作”为栏目标题发表出来了。（《回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与地坛》发表时编辑部的那种做法，导致了它的文体属性暧昧不明。也就是说，因为编辑部没有按史铁生的建议操作，也没有给出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这种明确的文体定位，结果既对读者构成了某种误导，也带来了比较混乱的文体归类。比如，1992年作家韩少功发表了篇文章，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里，他评论到了两个作家，一个是张承志，另一个是史铁生。而在谈到史铁生时，他说：“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灵魂的声音》）这就是说，韩少功最初是把《我与地坛》当成小说来读的。与此同时，《我与地坛》也获得了“1992年度上海文学小说奖”，这意味着《上海文学》编辑部最终依然把它定位成了小说。此后，小说选本选这篇作品，散文选本也选这篇作品。再后来，虽然大家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为这是一篇散文，但到2003年，依然有批评家质疑这篇作品有“小说嫌疑”。（王彬彬：《〈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

那么，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与地坛》是小说还是散文很重要吗？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自从有了文体的区分之后，也就有了文体的规范。这种规范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限制，就是说你在写作时得大体上遵守这个规范——要写小说就按小说的样子写，要写散文就按散文的模样做，不能乱来；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引导，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有一种文体期待，而读小说和读散文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我要是读散文，那就会相信作者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情，实有其感，实有其思。如果我读的是一篇小说，那我会觉得所写的东西虽然也来自现实生活，但不一定全都是作者亲历的事情。他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为什么我会这样去看散文或者小说？因为许许多多的作家已经为散文或小说这种文体输入进属于这种文体的种种元素，这种文体已经规定了我的期待方向。

既然如此，散文和小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当然很多，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区别只有一个：小说可以虚构，而散文则不可以虚构，它需要字字句句落到实处。如果散文中有了虚构，它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那有人可能会说，散文往往是作者回忆之物，你的记忆力有那么好吗？你的写作能还原记忆吗？你能完完全全落到实处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能会遗忘一些东西，时间的流水会冲涮掉一些东西；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回看过去，可能也会增加一种情思，一种记忆的颜色。我觉得对于散文写作来说这是允许的。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特别指出“这十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朝花夕拾·小引》）但我们都承认《朝花夕拾》是散文，它与《呐喊》、《彷徨》的小说是有区别的。

当然，我这么来谈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时，已把问题做了简化处理。因为新近的一种散文观念认为，散文是可以虚构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写作观念？还有，文体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渗现象。我们有时候会使用“散文化小说”的说法，这往往是对一个作家的褒奖，比如汪曾祺的小说。但如果说一个人写的是“小说化散文”，是不是就有了贬意？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我们说散文不可虚构，但散文往往又是对往事的重构，那么重构与虚构的区别在哪里？像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专门进行理论探讨的。

回到《我与地坛》，我就觉得史铁生当年坚持自己的这篇作品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这种做法很令人敬佩，因为往大点说，他其实是在捍卫了散文这种文体的尊严。而对于读者来说，知道自己读的《我与地坛》是散文而不是小说也很重要，这样一来，他的感动就与史铁生本人形成了密切联系。否则，他的情感就会扑空。

但话说回来，为什么当初一些人会把《我与地坛》当成小说呢？为什么《上海文学》会把年度小说奖颁给《我与地坛》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史铁生的这篇散文与以往我们见过的散文很不一样，它确实容易让人的判断出现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