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6/bmiddle/0026wxfgzy75IiQ6E73a5&690 宜宾翠屏书院

    拥有“西南半壁”之称的宜宾，地处夷汉交融地带，历来是中原文明渗入西南夷地的桥头堡，是一座因水而起，因商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商贸往来，撑起了僰道圣城的辉煌和富庶。宜宾更是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人文积淀，造就了这片土地特有的文化与文明。商贸的发展与繁荣势必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返哺地方，催生地方经济的进步。宜宾历代书院的建立，及其给地方和邑人带来的良好教化，就是弥实的例证。

    据考，清代四川书院共计504所，叙州府书院33所，排在潼川府（125）、重庆府（63）、成都府（47）之后。虽然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廷实行“维新”，废科举，办新学，各地书院更名易辙改为学堂，中国书院乃寿终正寝。然而，书院教育对地方人才的培养、教育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http://s2/bmiddle/0026wxfgzy75Ij0MSkx71&690 翠屏书院
 

                           书院的起源和发展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书院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流芳余泽绵延不绝。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儒家学者为教化民众、传播儒家文化，实现儒家文化的广播，纷纷建置书院。书院最初为唐代宫廷藏书之所，后演变成为古代儒家士人聚集、讲学、藏书、习艺、游息之所，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培育人才、传播文化的基地。北宋范仲淹于天圣六年(1027)掌教应天府书院,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人才培育模式。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的鸿儒大师，奉行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其教育特点是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的人格教育思想，为以后的元明清教育树立了典范。宋代书院在办学中复兴儒家的教育理念，使道统接续，人伦道德延绵。清代末期，书院教育的学术思想较为活跃，由于治学趋向的不同，逐渐形成了新的特色，既有传授汉学、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也有传授程朱理学的书院，还有倡导今文经学的书院。

    其实，书院的贡献还不仅是传承了文化，发扬了圣道，最重要的一点是，用适时的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使书院教育真正成为为社会培育人材的神圣殿堂。

http://s13/mw690/0026wxfgzy75IjdVEmg2c&690 珙县王家青山书院
                                

                                  宜宾书院发展概况
    据史载，宜宾最早的书院记载可追溯到l000多年前的唐代。《大明一统志》卷69《叙州府》载：“南溪书院，在南溪县治西北”，并附有唐代邑人杨发五绝诗佐证。其后书院建设发展缓慢，宋代宜宾有明确记载的书院仅两所，据《明代叙州府志》记载：“北宋咸平元年(998年)，郡人程士真于宣化登龙里越溪小河畔创建蟠龙书院”；《大明一统志》卷69《叙州府》载：“柳沟书院在富顺县东九十里，宋李文渊建”。

    元代，因宋蒙战争的影响，宜宾书院呈现停滞状态。入明以后，宜宾的社会经济逐渐复苏，书院也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恢复修茸蟠龙书院外，宜宾另建近10所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由知府陆渊之和告老还乡的鸿儒大家周洪谟创建于城西翠屏山的翠屏书院，周洪谟为书院题写碑记。明代在叙州府治还建有三台书院（今真武山文昌宫，1566年）、涪溪书院（流杯池附近）和孝节书院（今泥灏口附近），另南溪县建有云台书院和凤翔书院，筠连景阳书院、长宁文明书院和清平书院、屏山楼山书院、富顺西湖书院（建于1525年，明清富顺隶属叙州府）等。

    清初，由于民族矛盾深重，清政府抑制书院的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后，在清廷的提倡和官府的支持下，全国书院数量空前增多，宜宾书院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据史载，清代叙州府先后创建有敷文书院(府治，1874年)、侯岗书院（明威，1898年）、文星书院（观音，1819年）、楚材书院（宜宾县复龙，1882年）、鹏程书院（宜宾县万菁，1882年）、和山书院（兴文，1704年）、凌霄书院（兴文）、文江书院（高县，1757年）、西江书院（符江，1783年）、琴山书院（南溪，1753年）、奎峰书院（南溪，清道光）、腾川书院（筠连，1793年）、南广书院（珙县，清乾隆）、青山书院（珙县王家，清道光）、绍闻书院（长宁）、藕花洲书院（长宁）、龙湖书院（屏山，康熙）、秉彝书院（屏山，嘉庆）、沐川书院（清属屏山，1812年）、江阳书院（富顺,乾隆）、炳文书院(富顺，1812年)、三台书院（富顺，清同治）、文昌书院（富顺赵化）、莲峰书院（隆昌，嘉庆）、马边书院（嘉庆）、南屏书院（雷波，嘉庆）等，加之清朝前建的书院，共计33所。

http://s16/mw690/0026wxfgzy75IjGSEDd2f&690  长沙岳麓书院

                             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书院在教学管理上有一套较为完善的体制。清代书院的教学目标与官学最大不同是，书院是为教育的而非科举预备的。因此书院对生徒的考课一般分为官课和师课两种，官课由地方官主持，师课由山长主持。官师课的内容主要是经义、词赋、事务掌故和八股制义。书院的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史学课程为补充。教材除《四书》、《五经》、《四书集注》外，还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据载，清政府曾颁《清上谕》、《诗经》、《书经》、《性理》、《春秋》、《朱子全书》等十二种书籍为书院教材。

    书院不仅是私人讲学的场所，而且还是学者们讨论、研究、著书、刻书、印书、藏书的学术中心。书院多采用自由讲学形式，讲授并不求其系统完整，而是突出重点。名师硕儒讲学，都注重讲述自己和本学派的学术见解。有时还聘请院外名师来作专题讲座，这是升堂讲说的一种特殊形式，也称“会讲”。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曾带领学生魏中用、孙道大等到蟠龙书院与陶相如山长“会见”，讨论《大学》、《中庸》、《尚书》之义，进行学术交流。中国书院史上最著名的“会讲”非“朱张会讲”莫属。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到访岳麓书院，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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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著名学者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派在学术上的矛盾，邀请他们在江西鹅湖寺举行会讲，史称“鹅湖之会”。这次会讲虽然学术上的分歧没能得到解决，但影响很大，堪称一次典范的学术会讲，也成就了书院会讲的先河之一。

http://s15/mw690/0026wxfgzy75IjSQbam8e&690  江西鹅湖书院

    明代书院延续宋代“会讲”传统，将其制度化，对讲学宗旨、会期、经费开支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由山长或教授拟定课题，聚集生徒“升堂讲说”。平时教学，以自学为主，提倡师徒之间，生徒之间相互质疑论辩。教授或主讲根据弟子不同程度，因材施教，或明确讲解，或稍加点拨，或与之反复论辩。书院的这一特色，让生徒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老师的职责主要是“答疑解难”。

    元代以前，书院多为民办，与官府无多大直接联系。人清后，从康熙开始提倡官办书院，由地方官府奉命创办，经费由官府拨付。书院的掌教者称山长，聘请山长不分省外、省内和已仕、未仕，选择学识渊博、行为端方、德高望重的人礼聘。如宋代大师陶相如曾掌教蟠龙书院，他以“代沉魏晋而文学就此，探天下之策”为办学宗旨，倡导“天人合一”思想，以儒教为主，兼融佛教、道教，为国育才。廖琮，居现宜宾县普安乡人，于嘉祐二年与东坡兄弟同科高中进士，官至朝议大夫。未五十即致仕归，教授于蟠龙书院，学徒多所成就，缙绅高之；宋代名相司马光七世孙，司马子已寓居宣化登龙里，主讲于蟠龙书院。该通理学，不事科举，以清白世其家；叙州宣化登龙里人士，程公许、程公硕、程公说三兄弟，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同登进士，声振三川，程氏三兄弟晚年均隐居越溪故里，讲学于蟠龙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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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清末翠屏书院山长凌心垣，宜宾市宗家乡人，同治戊辰（1868年）科考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外放湖北黄安知县。告老还乡后，应县人要求，掌教翠屏书院。清举人赵增瑀，号鹅山，宜宾赵场人，曾任翠屏书院山长，作有《鹅山先生文集》。

    光绪年间，侯岗书院建成以后，创建人爨心监延聘饱学之士杜惺斋开馆授徒。杜乃叙州名儒，“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弟同科举人，刘光第在其“遵仙公家传”中写到“杜先生惺斋，光第之执友也”。杜惺斋在当地名气较大，比邻乡镇到书院读书者颇多，甚至许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

    书院要长久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保证。清代的书院以官、公立为主，少数属私人建立或由私人赞助。书院的管理方面可谓精细，各项费用账目清晰。官办书院大多由地方官向社会集资，购置学田、房产以其租金收人为办院经费，亦有由地方财政拨出余银以作办院经费。如翠屏书院，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府许道凡捐资增建房舍20余间，以建房余银670两生息补充经费，又将义学田产划归书院。县令朱琦捐银1000两加原有息银共购置田产房屋3处，以租息供束修膏火。私办书院一般都购买学田、房产，由董事会派人专管，以租谷、银、钱收人为办院经费。再如光绪七年建于宜宾县复龙乡的楚才书院，其保存完好的碑记上，就管理者名单、书院公议禀准章程等尽其翔实，并勒石为记。明文：宜宾县甲地乡（今属复龙乡）李春霖、曾凤鸣、王有余等以该乡天宫庙存金、两湖公所盈余，议请知县批准，于天宫庙故址建置楚材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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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的财务、事务，公办的由聘请的山长主事，以廪生或秀才充当，私办的由主持者派人管理。雇员薪水及山长束修，书院公用物品等，由书院负担，谓之膏火。院生的伙食、灯油、书籍、纸笔自备，但如每月能得一次两串钱的考课奖金，便可自给自足。

    书院也进行供祀活动，均祭奠儒家的 “先师”和祭祀那些与本书院有关联的“先贤”，并通过祭祀活动，激励后人继承遗教，保持和发扬儒家传统学风，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思想品质。书院的学规是书院师徒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学规把德育放在首位。院生越规或不堪造就的，由山长挂牌斥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新政”的浪潮中，清政府宣布将全国所有的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宜宾的几十所书院也不例外，建于宋代的蟠龙书院改名为合众学堂，结束了它907年的办院历史；叙州知府文焕改翠屏书院为“叙州府尚志学堂”，落下了它421年的帷幕。

    尽管在光绪末年，书院被历史划上了句号，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书院却在清廷的“改制”中获得了永生，古代教育和近现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有着几十年、几百近千年历史的宜宾书院，虽然谢幕于一个世纪前，但有关它们的文献、典藉、人物和事件表明，它沉甸甸的历史，曾为社会的进程，对古今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们是宜宾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和近代文化传承最直接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它们凝聚着僰道圣城辉煌的文明，与悠悠长江一样亘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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