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万建辉

     “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今年8月出版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提出，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两件事让国人追问“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是备受北大学生欢迎的科学史课主讲教授，1983年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现任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所著《科学的历程》出版近20年，仍是畅销图书。

       在《什么是科学》中，吴国盛直面现今国人科学概念的误区，即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

        吴国盛说，过去三十多年，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 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当时一些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判断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所谓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者，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精神。上世纪50 年代，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到了90 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又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发达的科学”，引发了热烈争论，如果科学等同于技术，那么李约瑟有关“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这里又涉及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中

       什么是科学？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希望科学哲学家能给出一个权威的标准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大家没有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相反，每一位科学哲学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们无穷无尽的诟病，让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说，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可是哲学家波普尔（1902—1994）反驳说，即便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要得出“天鹅皆白”这样的理论也是很有风险的。事实上，的确有黑天鹅存在。于是，波普尔别出心裁地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于可证实，而在于可证伪，即它总是包含着可以诉诸经验检验的预测。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而像占星术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预言说得含含糊糊，无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

       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没有什么经验观察是中性的，任何经验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如果A观察证实了B 理论，很有可能是A 观察之中渗透的理论支持了B 理论。由于观察渗透理论，不仅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证实关系出现了问题，证伪关系也同样存在问题。A 观察证伪了B理论，也有可能是该观察背后的理论与B理论相冲突所致。

        后来的科学史家更是认为，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些模糊不清的界线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
　　吴国盛说，《什么是科学》并不纠结于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

     “要准确理解科学内涵与本质，必须回到历史之中。”吴国盛说。

科学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

 
　　《什么是科学》一书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吴国盛说，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由真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来判断的。就好比披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披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披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披萨更好吃，但你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披萨。

       吴国盛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这种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

    “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历史和语境中。”除了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吴国盛也希望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的科学开辟一个新的思路。

       他说，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最终蕴酿出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技术、博物学（自然志）、理性科学三者构成了一个科学谱系。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的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是未来值得尝试的一个方案。
　　近现代史上，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西学为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有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会出现中华文化复兴的障碍。

       吴国盛说，这正是他写作《什么是科学》一书的深层动机。

　　 

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吴国盛认为，一切文明，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非洲还是美洲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的表现为技术，有的表现为知识。从技术到理性科学，可以展开一个知识谱系，构成一个金字塔状。体量最大的是塔基，它是技术；塔尖体量最小，是理性科学；塔中间则是博物学。

      博物学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相对应的知识类型，它注重对具体事物的考察，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更多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

    “在传统中国，有发达的博物学传统，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吴国盛说，在“博物科学”意义上，他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

       他提醒，我们谈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是根据西方“博物学”概念对中国古代相关学术进行重建的结果。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有“博物”观念但无“博物”学科，中国古代的博物科学并不限于标有“博物”字样的学术文本，许多名为“博物”的文本，相当于百科全书，是广义上的“博物”。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是博学意义上的知识总汇，包括山川地理知识、珍禽异兽知识、古代神话故事、历史人物传说、神仙方术故事五大类，只有前两类属于“博物学”的内容。

      狭义的“博物”，在中国古代，与动植物学非常接近，它属于“中国博物学”的范畴。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其主体都属于博物学（自然志）。

       吴国盛说，博物学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历史，它有别于哲学式的追究原因、本原的理性知识类型，它着眼于对现存事物进行描述、命名分类（志/史）；第二个要素，是自然，区别于对人事的研究，着眼于对自然事物的研究。

       就第一个要素而言，用博物学来重建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比用数理实验科学来重建，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较弱，但有强大的史志传统。中国古人善于记事，对事物分门别类，发掘事物之间的联系。就第二个要素而言，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它分散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体系的各个门类中，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均有博物学“自然志”的内容，且总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