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自由市场机制”改革点燃了小农的怒火

在印度，有近60%的人口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包括自耕农，无地劳动者和无地佃农。几十年来，农民必须在州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的拍卖会上对买家出售他们的农作物。政府会给买家设立监管门槛，每年春秋两次对大米，小麦，豆类，洋葱等23种必需品作物设定最低价格（MSP），相当于一层保护罩让农民免受不利天气条件或市场操纵者造成的价格波动影响。农民得到的价格至少能是生产成本的1.5倍。抬高最低支持价格（MSP）也被视为讨好农民选票的利器。

而新法要做的，是松开“政府的手”，给贸易松绑。农民以后可以自己决定卖货价格，可以直接把农产品卖给食品杂货店、连锁超市和网店等私营企业，还不用交税。印度农业部长纳伦德拉•辛格•托马尔(Narendra Singh Tomar)表示，减少交易障碍能确保农作物的合理价格和利润，还能促进投资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他还口头承诺会保留最低支持价格。

市场化听上去很美好，但印度小农十分警惕垄断巨头的出现。目前阶段印度6亿农民中，86%是耕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小农，一旦失去政府的农产品最低价格保护，他们将在自由市场直面对拥有买方市场地位的大企业。面对买方压价，农民为了尽快卖出作物，被迫“内卷”贱卖自己辛苦种出来的作物。而大企业转手就能把这些农产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高价卖出，甚至引发通货膨胀。

此外，占有耕地且资本雄厚的企业还能通过掠夺性定价，迫使入不敷出的小农破产，趁机收购农民手里的土地。对于农民，土地往往是他们唯一值钱的资产和生活寄托，一旦被迫卖地，他们只能变成租赁他人土地的佃农，或者去打零工。除此之外，失去土地，也往往伴随着尊严感的坍塌。

比起农民，佃农的处境更为被动，他们不会被政府登记在案，拿不到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支持，身份也不被土地所有者正式承认，生产经营完全自负盈亏。他们每年付给地主固定数额的土地租金，在一些邦，还要上缴部分农产品。一旦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波动，佃农最容易陷入债务陷阱和自杀。2018年，一项针对692名自杀农民的调查发现，其中75%的自杀农民是佃农。

走上绝路

农民自杀，是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备受诟病的社会顽疾。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2019年的数据，死于自杀的农民或农场工人高达10281名，占2019年自杀死亡总人数(139,123人)的7.4%。从1995年到2014年就有近30万农民自杀。在过去5年里，旁遮普的农民自杀率增长了12倍以上。

“封锁杀死了我父亲。”22岁的拉什帕尔辛格(Rashpal Singh)告诉记者。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印度也实行了大规模封锁，并连续三次延长了解封期限。在新冠到来之前，拉什帕尔的父亲就已经负债累累，家里1英亩的棉花田产量只足够支付种植的成本；疫情也让他父亲丢了公车司机的兼职。封锁的副作用还有农业劳工的薪资上涨，达到原来的两三倍。由于农作物没法运出去卖，农民只能销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水果和蔬菜，或放火焚烧农场。

在纪录片《苦涩的种子》里，主人公农民拉姆遭遇的是，成千上万的村庄与主要道路或市场没有连通，运输和营销成本也压到了农民头上，这部分成本吞掉了他们总收入的15%。牛车路一到雨季就不通，加上储存设施不完善，农民只能立刻清仓大甩卖，以当时的市场价卖给当地贸易商和中间商。高成本，低回报率造成的中低收入陷阱，抵消了农民从政府利息补贴中的获益。平民党(AAP)全国召集人，同时是德里首席部长的Arvind Kejriwal批评印度人民党（BJP）所谓的“农民将能够在全国各地销售他们的产品”是一句空话，他认为至少应该告诉农民应该卖到哪里，而不是让文化和经商能力都很有限的农民坐等大商人来低价收割。

“农民没有尊严。我们经常陷入困境。”拉姆有一个待嫁的女儿，他已经没有任何钱给女儿支付嫁妆。如果拉姆的女儿嫁给教师或文员，拉姆至少要拿出上百万的嫁妆。在拉姆生活的特伦塔克里村，每个月都有三四个农民自杀。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