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6日蒲城高阳镇

“金升金升何日升？”

上大学时，去餐厅吃饭或去教室路上，总有同学拍着金升的肩膀这样调侃他。他扭头一看，笑一笑，也不把别人的手从肩膀上推开，继续迈着八字步，走自己的路。

金升脾气好，个头矮，别人就爱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搂着他一起走。

金升是“老三届”，入学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那时上大学，每月有十几元到二十元不等的助学金。这些钱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金升每月要省出一半，寄回家，接济农村的老婆孩子和父母。

为了多挣几个钱，他承包学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打扫卫生活儿。宿舍同学常帮他去阅览室抹桌子扫地。

    所有上大学的人，都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家用“金升金升何日升”调侃他，就是想：大学毕业了，金升的命运就会改变。

转眼四年，就要毕业。一天，他和老赵走出校门，在快要成熟的麦田边散步。一高一矮两个人，边走边聊。他们是难兄难弟，都是“老三届”，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国家干部，生活在城里，可他们的老婆孩子只能生活在农村。

“我们在城里找一个婆娘，不难。可孩子要找一个亲娘，难啊！”

三十多岁的关中汉子，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毕业后，我再没见过金升，他也很少和同学联系。

这次回西安同学聚餐，聊起金升，没人说得清他的情况。

3月末，我决定去找他。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学长。

未去之前，先打电话问了一个同学，说金升当年分配到铜川市郊区宣传部，后来回了老家，听说在他们县党校工作。

我和夫人驱车一百四十多公里来到蒲城县党校，人家说他已经退休，回家了，不在党校。

我在党校找到他家电话，和他联系上。他听我来看他，很激动。

他告诉我，出县城向北走40里到罕井镇，再向西走20里到高阳镇，再向西走6里就到他家。全是好路。

我停车在村口路边等他，老远就看见他一边挥手，一边向我们奔来，怀里还抱着一本红红的大书。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们班毕业二十年编的纪念册。

他见了我又是拍打，又是拥抱。我向他介绍了我夫人，相互问好。

到他家门口，下了车，他又抱着我又拍又打，高兴地大声向看热闹的邻里讲：“这是我同学！从北京来看我！”

进了门，他对我说：“你嫂子信教，一大早出去参加教会活动了，中午不回来。我父亲出去串门，母亲去我妹妹家住，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一会儿到镇上去吃饭，边吃边聊，咋样？”

我说“行！”

他家盖了房子，房子很多。

到镇上找了一家饭店。落座后，他问我这些年的情况，我向他做了汇报。

说到毕业20年同学聚会，他说他本来是要去的，但带话的人把话没带到，误了日期。毕业30年同学聚会，他一定要去。

上次聚会，他没参加。印纪念册，他提供了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在人生感言里写道：“这二十年我路走得很艰难；以后可能就会好了。”

“前20年我的生活过的非常艰难。分配到铜川市郊区宣传部，西大四年给我打下很好的基础。那时给郊区干部讲课，放得开，深入浅出，结合实际，效果好，反响大，深受领导赏识。本可以大干一番，无奈春播夏收，家里农活拖累太重，只得回我们县上。回到县上，先在党校教书，我对当时干部教育教材大胆改革，获得上上下下肯定，得到重用，做了办公室主任。没想到一场大病来袭，一病就是10年，差一点丢了性命。”

他喝了一口酒，叹息一声继续说：“那个时候我的娃娃都小，孩子要上学，我又要治病，大女儿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好的是儿子和小女儿都上了大学。儿子毕业后在西安工作，小女儿毕业回县上教书。”

“病了十年，拖累家人，我看治不好，索性不治了。”

“可能是孩子大了，有工作了，负担轻了，我的心情好了，病也不治自己好了。我又回到党校教书，教了几年，前两年退休了，就回到家里。家里还有老父老母，都八十多了。”

我陪他喝了一口酒，他接着说：“我城里有房子，没人住，现在闲着。我要回家照顾老父老母和你嫂子。”

我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又和他聊起当年毕业时的窘境。

他说：“你嫂子是我这一辈子迈不过去的坎，这婚姻使我历尽磨难。但我想：这罪只能由我一个人受，不能两辈人都受罪！”

金升是老三届，高中毕业赶上文革，家里成分不好，找媳妇难，就和嫂子结了婚。嫂子有点精神疾患。

他说罪只能他一个人受，不能让两代人都受罪。就是说他另找个女人，孩子没了亲娘，两代人都受罪。

说到孩子和嫂夫人，他心花怒放。

“人家娘几个是一心。逢年过节在一起，叽叽喳喳都不知说什么。我从来都不管，就出去转悠去了！”

我看他笑得很开心，眼泪从他的眼角往下流。

“我跟你嫂子也没有多少话。前几天躺在床上，我对她说，现在日子好了，什么时候我带你到北京去逛一趟。她说‘去逛啥，还要花钱’。”

我们聊了很久，他一再告诉我：“毕业30年聚会，我一定参加。”

吃完饭，我们把他送回家。

车子已开出很远，他还站在村口，向我们挥手。 

蒲城高阳镇(2011.3.26)

在金升家门口（201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