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六一儿童节，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乡九个村的小学生举行语文数学综合竞赛，各校按五分之一的比例预选学生参加比赛。我们班14个学生，分配到两个名额。

当时我们的老师换成了我的一位远房表兄，刚刚从高中毕业的汪老师。汪老师的预选方式极其简单：在黑板上写了两道比较复杂的应用题，半小时后收卷。

很快公布了选拔结果。我100分，一位也姓谭的发小50分，其余同学0分。于是几天后，我和发小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二十多里外的中心小学参加竞赛。

母亲为竞赛进行了精心准备。她知道我爱吃豆芽，就用一小捧黄豆发了豆芽，没想到天气热，豆子提前出芽，她只好不停换水以免豆芽臭掉。比赛那天早上，母亲给我炒了一盘黄豆芽和一碗蛋炒饭，我吃得饱饱的。两年后，母亲因病去世，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豆芽……

下午竞赛结果公布，取前五名，在中心小学的篮球上颁奖。发小得了第四名，我第二名，我比第一名总成绩低1.5分，汪老师高兴之余多少有些遗憾。

尽管只是一张奖状，竞赛却给我带来了很大影响。不是因为我得了名次，而是我由此知道了第一名所在的学校，不是竞赛的组织者---“赫赫有名”的中心小学，而是邻村那所我幼年生病时，父亲带我看病时我“瞻仰”了一整天的黄龙小学（见《用背篓背我看病的父亲》）。而且，我见到了第一名的指导老师，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潇洒，让我崇拜至极。

回家的路上，我下定决心下学期也要转学这所学校。之所以说“也”，是因为我知道获得第四名的发小下学期会转学去这个学校。除此之外，则与一段我在箭楼中的“不堪”记忆有关。

三年级换成汪老师后，我与老师的关系出现问题。汪老师和我是表亲，关系一直不错，以前总是和他打打闹闹，但是他突然就成了我们的老师，几个堂兄和我就很不服气，频频搞小动作。汪老师开始总是耐心和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很少吼人，于是我们更加放肆。

那年秋天，与往年一样，上级号召学生到秋收后的稻田拾稻穗作为劳动课，并将拾来的稻谷买了用作班费。拾稻穗并不新鲜，但是那年要求每个学生交八斤！由于包产到了户，每家农民们收割时已经很用心了，要拾到八斤稻谷颇为困难。关键是一个堂兄认为，这些粮食多半被学校贪污了（小孩子的想法而已，都贪污了也没多少），于是他提议抗交，我附和并取名为“抗租行动”！意思是拒绝给“恶霸地主”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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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抗租行动”让汪老师很为难，他没法在规定时间完成上级的任务，要挨批评。多次和我们几个讲道理无果后，汪老师只好动用杀手锏。那天，刚一开课他让我们几个靠墙根站立，说如果不答应交稻穗，就不让上厕所。

其他小伙伴没有问题，我就比较悲惨，因为那天我放早牛回来后有些晚了，跑到学校之后在下面的水缸喝了个饱！第一节课过去后，我就感到有些憋了，但我硬扛着，因为课间我们几个拉了勾，谁先松口就是“蒲志高”，就是大叛徒！

站到第三节课，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开始轻轻跺脚和扭动身子，已经交了稻谷的同学开始偷笑。度日如年地的继续坚持一阵后，我终于缴械投降，撇下同伴冲出教室，联盟瞬时瓦解。

更糟糕的是，从箭楼五层的教室出来时，我根本无法坚持到楼外的厕所，于是边下楼边开始“行动”。我当时想，楼梯上灰尘那么厚，洒下去一分散，天气又那么热，下课时早干了。可是没想到，行动刚刚结束，万恶的下课铃就响了。那一串曲折的痕迹，在灰尘的映衬下，极其刺眼！

我不但乖乖交了稻穗，受到伙伴的鄙视，更被女生们耻笑为“流尿狗”！这对当时在学习上一贯傲视旁人的我而言，觉得真是“奇耻大辱”！

我当时就想转学，离开伤心之地，但没有具体去处，这次竞赛让我确定了目标。暑假我自己去找了邻村小学的那位老师，由于前不久的竞赛中，我是第二名，他有印象。又因为他和我大嫂同姓，说起来算亲戚。大嫂给他打了招呼后，我就原则上被接收了。

我写了转学申请去找汪老师签字，他正在山脚下放牛。他看了我的申请后有些黯然，说要走就走吧，以后不要跟成绩差的人混在一起……其实汪老师作为我的表哥，对我的学习一直很重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明白我为何突然转学，直到最近回老家，我才告诉了他这条“见不得人”的导火索。

回头想来，我之所以和汪老师相处别扭，主要就是因为位置没有摆正，我总觉得他是我表兄，而不是老师。而汪老师最初抹不开面子，或者说是舍不得批评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那次罚站也是被逼急了。

我认为，师道尊严的确是需要讲的，尤其是对于什么也不懂的小孩，老师的权威很重要。黄金棍下出好人，未必全都属于校园暴力。我的我小孩上学后，我请求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

刚到黄龙小学时我有些失望，因为他们的校舍比箭楼要破得多，我们班教室很小，却满满当当20个学生。我最初和另外两个同学三人挤一张桌子，幸运的是不久一个同学转学，我终于和其他同学一样，两人分享一张长条课桌了。

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让我敬畏的老师—秦老师。可以说，正是他那次可以记入乡志甚至县志的决定，最终送我们走出了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