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凌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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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文坛三大才女”之一的凌叔华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凌叔华的个性和故事显然都不够重口味。至于文学上的成就，在文采斐然的民国，很容易就被几位领袖人物掩盖过去。本书最后说：“一位优秀的女性，她裹着自己，没有给世人以清晰面貌就成了远去的古人。”“她裹着自己”，结果是，在民国历史中，她经常是作为他人故事的配角出现，其中有两件至关重大的事件绕不过去。

　　首先是陈西滢和鲁迅的骂仗。这骂仗由误会引发猜忌，又参杂了意气用事。作为陈太太，凌叔华倒没有同仇敌忾。她与周氏兄弟渊源不浅。首先，她和周作人有过师生之谊，周作人从来不吝赞誉他所欣赏的学生，凌叔华就很羡慕他在燕大课堂上表扬冰心，于是给周作人写信，还寄上习作，周很快就把其中最长的一篇推荐给《晨报副刊》发表，是为凌叔华的处女作。这处女作又牵出诸多风波，有人捕风捉影，诋毁凌有过不名誉的离婚，周作人一反平时的温和，怒斥这种诽谤，凌叔华自然万分感谢他的这份恩情。鲁迅对凌叔华的才华也有肯定，在和陈交恶之后，还是将她的小说选入《新文学大系》。

　　实际上，在政治立场上，凌叔华和陈西滢本来就不是鲁迅们的死敌。“三一八”惨案后，凌叔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后来还以此为题材写了小说《等》，这是她的创作“第一次逾越唯美轨道，加入了‘宣传’”。陈西滢也不是“语丝派”攻击的那样，“欲为卖国贼减轻罪恶”，与当局同流合污，相反，他鞭挞了血腥屠杀，只是姿态上不那么你死我活。

　　更引人注目的是徐志摩的感情事件。在各种版本里，凌叔华都只惊鸿一瞥，实际上她和当事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开始，徐志摩父亲就想过，凌叔华最适合做徐家的媳妇，但彼时，徐志摩正与陆小曼热恋。徐志摩多情亦自恋，出游时还采两枝梅花，分别寄给陆凌二人，可见徐凌关系不一般。他们书信往来十分热烈，徐早就引凌为他灵魂的“通信员”，凌也欣然应允。凌叔华竟很快也得到陆小曼的信任，两人成了类似知音的关系。陆小曼全情信赖凌叔华，凌则回报以宽容和怜惜，即使在徐志摩死后，舆论对陆小曼一边倒地攻击谩骂，凌叔华也还是为她鸣不平，写信请胡适为她设法，劝她把聪慧和精力用于绘画，甚至介绍她拜在自己的老师陈半丁门下。最后这一桩功德，实际上挽救了陆小曼的后半生，让她免于困苦。

　　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关系就紧张得多。起因在于徐志摩将藏有康桥日记(牵涉到林徽因)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八宝箱四处流落，最后众人对部分内容的去向争论不休，也不可挽回地让凌林二人从此交恶。

　　即使面目不甚清晰，凌叔华给我的印象仍是：温馨大过阴冷，同情多过刻薄。凌叔华对待陆小曼这一段，很打动人，显示了她仿佛天生的诚恳和温暖。

　　实际上，凌叔华的成长背景复杂幽暗。她父亲凌福彭是清朝官员，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家中往来常有高士，张大千是她的国画老师，辜鸿铭住在她家对面，时常过来谈话，后来泰戈尔到中国访问，也看中凌府，把聚会定在此地。但凌叔华的母亲是妾室，又没有儿子，父亲对凌母女都没有给予特别的关爱。还有一件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凌叔华十多岁和兄姐去日本，在神户的布引瀑布，一位哥哥失足被卷走，另外3位兄姐为了搭救，相继被卷走死去。

 

 

 

   凌叔华出生在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父亲共娶过4房太太，凌叔华打小就见惯了姨太太为争宠幸、地位而吃醋（小说中有很精彩的表现）。她的母亲是三太太，生了4个女儿。

    对于女孩子读书，父亲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但当凌叔华的绘画天赋显露出来以后，父亲开始视她为掌上明珠了。因为凌叔华的外曾祖父是广东的国画大家，父亲总巴望家里能有人继承衣钵。这样，家中唯一喜欢画画的凌叔华7岁时就正式拜师学画了。

   祖籍广东番禺的凌叔华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从现在已改为史家胡同幼儿园的老屋旧宅，还可想见当初这座凌府大院是怎样的风月繁华。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先读了一年自然科学，后转到外语系，学习英、法、日语。1924年毕业。在校期间，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和散文《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等，在《晨报》副刊发表。
1924春，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经上海到北京访问。在一个宴会上，惯于提携后辈的燕京大学鲍贵思教授带着凌叔华在内的二三个女学生认识了大诗人。北京大学指派招待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而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就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由这次画会，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丁西林等人。后来，徐志摩和陈西滢成了凌府的常客，并时常带朋友来，高谈阔论。比起30年代林徽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处沙龙，这处可算做“小姐家的大书房”的沙龙，时间上早了近10年。
   凌叔华也因此与陈西滢、徐志摩成了好朋友。她背着守旧的父亲，与陈西滢秘密恋爱了两年多。先是书信往来，后是过从甚密。不要说双方家中无人知道此事，连徐志摩一开始都被瞒过了。直到1927年，由双方央求一位父辈出面，父亲才同意在女儿的姓氏前加一个“陈”字，即“陈凌叔华”。两人正式结婚。
    陈西滢与凌叔华属“郎才女貌”一类，且性情、兴趣、学养诸多方面，亦多投契。婚后事业上互相影响是少不了的。但凌叔华写作时，却总是对陈西滢“保密”，生怕这位挑剔的批评家一瓢冷水，使她再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勇气。陈西滢写好文章，事先也不给她看。两人在写作上是各自为战，各不相扰。
陈、凌似乎更像相敬如宾的文学夫妻，倒是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交往，显得多了“朋友”式的随意和欢快。以至坊间有将徐、凌交往说成情事的流传。其实，关于他们的交往，当时就已有谣言相加。凌叔华曾在写给胡适的信里，为自己，也为徐志摩辩解说：“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她在1983年5月7日写给陈从周的信里回忆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才女作家，崛起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沅君、陈蘅哲、苏雪林齐名。一生总共出版过5本书：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和《小哥儿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以及用英文写成的带些自传色彩的小说《古韵》。
    凌叔华的小说大都情节简单，人物不多，结构纤巧，比较远离时代。她的文字清秀俊逸而又朴实无华，哀感隽永而又浪漫生情，清朗明快而又雅淡细腻，独具“闺秀派”之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中，曾这样评价她：“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当《古韵》的英文版1953年在英国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多家重要报刊登出了书评。遗憾的是，凌叔华的《古韵》在1991年——她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才由台湾的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并在几年之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但绝少有人论及。
    说到《古韵》，就不能不提及凌叔华与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弗·吴尔芙及其好友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交往。
    1935年10月，凌叔华在武汉结识了到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时年27岁的英国青年诗人朱力安·贝尔，与他发生了婚外情。朱力安是吴尔芙的妹妹、英国现代画家凡妮莎·贝尔的长子。据说，他是要来中国参加革命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爱上了大他8岁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夫人、《武汉日报》副刊主编、小说家凌叔华。他1937年3月回到英国，志愿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打击法西斯主义。同年7月，在马德里守卫战中牺牲，年仅29岁。
    凌叔华是由他介绍引荐，开始与吴尔芙互通书信的。凌叔华与吴尔芙从未见过面，完全是“翰墨因缘”。凌叔华1947年定居伦敦时，吴尔芙已去世6年。从《弗吉尼亚·吴尔芙书信集》里收入的致凌叔华的信里不难发现，凌叔华正是在吴尔芙的鼓励下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古韵》的，并逐章寄给吴尔芙。吴尔芙看后来信鼓励说：“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
    凌叔华到英国以后，认识了诗人韦斯特。她写完《古韵》全稿，已是1952年。由韦斯特推荐给伦纳德·吴尔芙夫妇创办的荷盖斯出版社于次年出版，并亲自写了序言。
    除了是作家，凌叔华还是位出色的山水画家。她的绘画属于中国所谓的“文人画”之列。文人画刻意表现的已不仅在山川花竹等既有的固体本身，更要表现画家本人的情趣神韵和思想意境。在她那蕴涵诗意的绘画中，那些高山、流水、翠竹、鲜花，都既是物，又是神。就连画面上的虚空留白，也同画家笔下的每一笔一样富于表现力。她作画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遒劲的笔触，几笔就勾勒出一株栩栩如生的兰花，一茎挺拔的玉兰或几朵含苞待放的苹果花蕾。那朴实凝练的表现技法，与中国水墨画白纸黑墨的简洁特点相谐，构成一种近乎抽象的格调。
    1947年，她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抵达英国与陈西滢会合以后，很少用母语写作了，更是将文思才情托寄在意境悠远的文人画里。
    同年凌叔华随陈西滢到法国后，在巴黎学习法语，并研究印象派的绘画。1956年至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邀聘，担任该校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
    侨居异国40多年，凌叔华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槟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巴黎东方博物馆为纪念已故馆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10周年，特邀凌叔华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这可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盛会，除展出她个人的30余幅绘画作品，还展出了她收藏的元、明、清3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并将这些珍品印成纪念巨册出版。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金石等。法国电台、电视台广为报道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均刊专文评述。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又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多次开办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方面的专题讲座。1972年到1981年，曾先后5次回国，遍访名山大川，写文作画。她还用英文写了很多介绍祖国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的作品，在英国报刊发表后，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好评。
    凌叔华从没有忘记过北京。1984年秋天，她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上，与访英的旧友萧乾重逢。她当时已有回国定居的打算。后来因身体和房产纠葛等多方面的原因，回国的事就拖延了下来。直到1989年底，凌叔华不慎摔伤了腰骨。也许是感到来日无多，才终下决心在最后的日子回到北京。12月1日，她在女儿、女婿的陪扶下，终于回来了。一下飞机，就直接住进了友人事先联系好的石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是凌叔华90岁华诞。生日刚过，医院检查，乳腺癌复发，已转移至淋巴。5月22日，病逝于北京。

 

 

                 往事非烟：徐志摩与凌叔华

                                     作者：疏延祥

 

 

   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城很是轰动。泰戈尔在京期间，下榻在史家胡同西门公寓，北大当时指派陈西滢和徐志摩负责接待。正巧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刚成立。这天大家商量开会地点，中国漫画的创始人、陈寅恪兄长陈师曾就提议在凌叔华的大书房开会，以吃茶代吃饭。凌叔华就趁机邀请陪同泰戈尔访问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赴会，结果兰达 ·波士、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一起来了，胡适、丁西林也来了。从此以后，徐志摩、陈西滢成了凌府的常客。而凌小姐的大书房成了京城大文人的沙龙，这个沙龙比林徽因小姐的沙龙早了差不多十年，前者叫“小姐家的大书房”、后者叫“太太的客厅”。而两个常客中的陈西滢后来成了凌叔华的丈夫，而种种迹象表明凌叔华与徐志摩差不多就是林徽因与徐志摩关系的翻版。

   祖籍广东番禺的凌叔华可谓才貌双全，她的外曾祖父是国画大家，他的父亲很希望凌叔华能传其衣钵，凌叔华也不负所望，从小就表现出在绘画和文学上的杰出才华，以至于她父亲给这位三姨太女儿的嫁妆竟然是由99间房舍和后花园组成的大房子中的28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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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凌叔华

凌、徐相识时，正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而不得的失恋之时，才女与才子，年龄又相仿，所以二人关系进展很快，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也有人引用1983年凌叔华写给陈从周的信“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其实，这封信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这封信的潜台词是如果不是因为陈西滢和小曼，我是会考虑的。其实凌徐的来往，当时已有些风言风语，所以凌叔华写信给胡适开脱说志摩的信中的话语是半疯半傻的自娱，他们二人都以文友视之。可是徐志摩对于凌叔华那份感情我以为要超过陆小曼，他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你仿佛直接无碍地领会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伟大深刻的戟刺中经验了无限的欢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灵。我看了曼殊菲尔像印度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她仿佛是个透明体。你只感讶她粹极的灵彻性，却看不见一些杂质。就是她一身的艳服，如其别人穿着，也许会引起琐碎的批评，但在她身上，你只觉得妥帖，像牡丹的绿叶，只是不可少的衬托……”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徐志摩拜访过曼殊菲尔，他译过曼殊菲尔的诗，为曼殊菲尔写过长篇的祭文，我写作此文时特地统计了一下，此文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赞扬曼殊菲尔的外表、声音和神态的美，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毕竟凌叔华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要超过林徽因。所以我要说，凌叔华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也只是林徽因可以撼动。大家都知道，徐志摩搭乘的那架失事的飞机的目的也是为了听林徽因的一次讲座，而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曾请凌叔华选一副刊头，新婚后的凌叔华绘制了那张有名的贺年片《海滩上种花》，可是徐志摩后来居然做了一个同名的演讲，这是一种怎样的深情？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徐志摩就致信陆小曼说要去没有男人的凌叔华家住几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牵挂？也许只有徐父徐申如了解儿子，所以他在徐志摩下葬后，曾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我想凌叔华、徐志摩没有走出关键一步，原因很多，有人说是凌叔华是姨太太之女，目睹过母亲地位的卑下，而她下嫁徐志摩，就有成为徐志摩姨太太的嫌疑，因为有张幼仪在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凌叔华是一个受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她后来红杏出墙，爱上了英国青年诗人朱力安·贝尔，就表明她是一个为了爱情可以豁出去的人，这中间真正的障碍则是林徽因，凌叔华是不想成为林徽因的替代品，而不管他们怎样的努力，林徽因都是徐志摩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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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徐志摩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本来这桩公案可以由徐志摩1925年旅欧前交给凌叔华的“八宝箱”即两本徐志摩的日记来解开谜底。可后来凌叔华说她交给了卞之琳，但是迄今为止仍不知下落何处。事实上无须由日记来判定，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这是一种怎样锥心的痛疼？这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相思？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八宝箱”之秘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