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2）

四、梅氏紫砂壶和玉成窑紫砂器的用泥

笔者没见到过梅氏紫砂壶实物，但据资料中所记，壶还是呈赭褐色（上3号），泥色深红（上4号）。玉成窑的实物笔者曾见到过，淡黄色的多。根据《四明茶韵》所述：“由于玉成窑所制的紫砂壶烧结火候控制一定高点和采用当地所产原料之原因，所制紫砂壶与宜兴紫砂壶相比色泽偏黄红其质感各有千秋，别领风骚。”[注四]

梅氏制壶时是用当地泥烧的，这句话常听到。但查看了有关资料以后，知道这又是不大可能，若用当地泥烧出来了，这不是紫砂器，应是一般炻器了。《紫砂春秋》一书叶龙耕的《紫砂陶的起源及生产工艺探讨》谈到：“……紫砂泥虽属沉积型陶土，但其矿物组成为含富铁的粘土——石英——云母系，大自然的神功，已为我们‘配制’好直接可用的泥土。……瓷器与陶器的主要差别之一，是前者含铁量低（小于1%），通常红色陶器含铁量大于5.5%，在正常烧成条件下，陶土含铁量不同，呈色不一。含量小于0.8%，烧成后呈白色；含量1.3%，烧成后呈灰色；含量2.7%，烧成后呈淡黄色；含量5.5%，烧成后呈淡红色；含量8.5%，烧成后呈红色；含量10.5%，烧成后呈深红色。”[注五] 玉成窑紫砂器色偏淡，当然是因土质中含铁量低缘故。但是，慈城当地哪里有这种粘土——石英——云母系的紫砂土呢？要自己配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知道梅氏晚年生活一直是较贫困，经济上不富裕是不可能再认真搞各种试验。所以，梅氏的紫砂壶用泥因色泽与一般宜兴壶相同，应该还是宜兴的泥，即宜兴加工好的泥坯壶。至于梅氏以后的淡黄色的“玉成窑”的用泥有可能用本地的泥，特别是玉成窑的花盆，不过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紫砂制品了。

五、梅氏紫砂壶、玉成窑紫砂器的“底款”

根据《紫砂春秋》罗桂祥、许亦平在两文中所述：“……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位人士的参与，首先由壶手捏制茶壶，待其胎干至皮革硬度时，请书画家在上面施以绘画或书法的装饰，再请人在壶身上刻划，完成后便进烧窑步骤。因此一件作品可能附有四个印章，包括壶手的、画家的、雕刻家的和订制茶壶主人的室名。”“……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商标款也出现了……印章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注六]  上1到6号，梅氏紫砂壶的底款有：林园、日岭山馆、曼陀华馆三种，后两种是何心舟、王东石常用的底款，唯“林园”属梅氏专用的。据老人们传说，梅调鼎晚年曾一度租住在林家的，即目前慈城中华路西端“林驸马”的房子。根据民国十三年五月编著的《慈溪林氏宗谱》所述，慈城林姓家族居者分三地；唯小西门的林家巷，历史上南宋时期林驸马建造过一“花园”，占地约半亩。梅氏在世时与林家关系较亲密，《赧翁集锦》中仅有一篇墓志铭，光绪二十四年记林兆英（字冠千、原字瀛州，号卓堂）。故梅氏的“林园”应该指小西门林家巷的“林园”，更可能是因为梅氏制作紫砂壶期间确居住在小西门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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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底款：玉成窑造、浙宁玉成窑造，这两款已带有商品味了。梅氏制壶时没出现过，梅氏之前浙东文人自制玩乐的非买品紫砂壶上更不可能有。这很可能是梅氏之后的浙东文人制壶时用的款，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产物。旁图是“山农”制的花盆一只，铭文；“一段凌波堪画处，至今词赋忆陈玉。梁辰鱼句，隺年刻‘山农’（方章）”，底款是“玉成窑造”。可能因制作这类紫砂器的人与梅氏有些联系，长期来就与梅氏的紫砂壶混为一谈了，统称玉成窑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差别的。“玉成窑”如同“越窑”一样，具体的、确切的位置是找不到的，是清末民初浙东文人烧制紫砂器窑头的泛称而已。

至于底款“浙宁玉成窑造”，据因特网“陶都论坛”——紫玉金砂——紫砂博古，对“玉成窑造”花盆介绍如下：“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印行的《宜兴茶壶精品录》第88页，‘碟形壶’底印款：‘浙宁玉成窑造’……关于‘浙宁玉成窑’，国内至今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也无可确认证实的窑址。”笔者对这款也存怀疑，清末民初时期，一般对“宁波”两字习惯上都称“甬、甬上”的，用“浙宁”的地方很少。

对梅氏的号“赧翁”剖析：上述的紫砂壶梅氏的铭文款均写“赧翁”，梅的挚友胡炳藻的扎记也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22日夕：……老梅自号无竞（近）（注：此字涂改过，“竞”字上再写“近” ）居士，又号赧翁。”[注七] 两者时间相近，看来梅氏这个号是从制紫砂壶时，即1896年以后才出现的。《赧翁集锦》一书中有梅氏众多书法作品，除紫砂壶的铭文外，落款都不是“赧翁”，就是其他梅氏存世的作品也很少见到此款。“赧”的本义是难为情，制作紫砂壶梅氏本是门外汉，自知有不足之处，留给后人可能为贻笑大方，故自己谦逊地写了“赧翁”吧。因此，梅氏的“赧翁”号是紫砂器上专用的款。古代文人的落款有自己固定的习惯，不会轻易改变。目前，若见到梅氏作品与这习惯有差异的就可以断定有新作伪的。

六、梅氏紫砂壶制作时共同参加成员

    参加成员以梅氏同代的浙东文人为主，根据壶上铭文所记，有以下几位：

1、韵石：即王东石（生卒不详），宜兴制壶高手。壶中常用印：东石、韵石、苦窳生、日岭山馆等。

2、山农：即陈香畦（生卒不详，有一名陈榕？），慈城人（一说鄞县），擅长篆刻。1897年前后学刻紫砂壶。

3、曼陀华室：这为壶底的堂名，多为何心舟（生卒不详）所用，多说绍兴人。字子陶，号石林、石林居士。常用印，心舟、曼陀华室、石林何氏。能制壶和刻壶。梅氏现存的上第3把的紫砂壶上底款就是“曼陀华室”。

4、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擅画人物、花卉、翎毛、尤工肖像。常在紫砂壶上亲笔题字刻画，寥寥数笔，情趣盎然。任颐紫砂作品的时间应比梅氏的早，从年龄上推算，不大可能与梅氏一起共同制作。

    因王东石、山农、何心舟三人的生卒年份不详，给后人留下了作伪的空间；目前，这三人落款的伪作特别多，应注意区分。（待续）

梅调鼎晚年的号“赧翁”

梅氏的晚年号“赧翁”均出现在紫砂壶铭文款上，梅生前的挚友胡炳藻的扎记也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22日夕：……老梅自号无竞（近）（注：此字涂改过，“竞”字上再写“近” ）居士，又号赧翁。”[注一]  1896年与梅氏制壶的时间相近，看来梅氏这个号是从制紫砂壶时，即1896年以后才出现的。《赧翁集锦》一书中有梅氏众多书法作品，除紫砂壶的铭文外，落款都不是“赧翁”，就是其他梅氏存世的作品也很少见到此款。“赧”的本义是难为情，制作紫砂壶梅氏本是门外汉，自知有不足之处，留给后人可能为贻笑大方，故自己谦逊地写了“赧翁”吧。因此，梅氏的“赧翁”号是紫砂器上专用的款。古代文人的落款有自己固定的习惯，不会轻易改变。目前，若见到梅氏作品与这习惯有差异的就可以断定有新作伪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