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蕴含的美学 / 骆冬青

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古人对文字的创生充满惊怖和景仰之情，后世“敬惜字纸”的意识中凝聚着华人这种对“文字”的共通感。汉字的诞生无从考据。可是，从古人刻画的留痕中，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鲜活灵动、生气勃勃的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在汉字中，凝聚在书法中，凝聚在甲骨、青铜器、竹帛中，越过千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们。如同天空的星星，如同大地的山水，如同天地之间的生灵，汉字似乎永远具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创生精神。中华民族一项最伟大的创造，无疑是汉字这一文化符号。

有人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万里长城，还有一部《红楼梦》。可是，在我看来，万里长城即使说不是一种封闭、防御以及包围结构的象征的话，那么其中凝结的孟姜女们的血泪，也足以抵消其所谓的“伟大”了。《红楼梦》固然是一部伟大著作，可是，用来创造《红楼梦》的汉字，却更具有根本意义：“宝玉”、“黛玉”、“金陵”这些字眼，却只有在中国文化之中才能够得到深刻的感悟和理解。瞿秋白《多余的话》在永别美丽的世界时，所想到的，是“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还有“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身在中国文化浸润之中，却最容易忘记自己所使用的汉字才是“世界第一”的东西。

这是因为，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比起来，似乎在文化形态的比较中，已经落了下风。黑格尔曾断言：“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这表达了赤裸裸的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了一种傲慢与偏见。可是，这种观念，却被一些现代中国文人所接受，成为消灭汉字的思想源头。这其中，无疑是受一种进化论式的想法所支配，认为文字的发展要经历四个主要阶段，即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在这样的序列中，似乎清晰地显示了一种文字所处的文化地位，最晚成的表音文字自然属于最高级的文字。那么，汉字处于什么位置？

从文字的起源来看，似乎所有文字都有经历图画文字这一阶段。之所以说“似乎”，表示笔者对此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拼音文字，亦需以一定形体作为“符号”来展示“声音”。也就是说，在根本意义上，形、音的合一，是所有文字必然的归宿。只不过，西方的拼音文字是以“字母”为基本元素的，字母作为表音的基础，生成为“单词”，方才成为西方语言书面表达的意义元素。汉字则不然。许慎《说文解字序》曰：“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着重指出了“象形”的重要性。“文字”获得了一种哲学意义，作为“物象之本”的“文”和“形声相益”的“字”构成的“汉字”，与“字母”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形声相益”的复合形态出现的。“字”所包含的“孳乳”义，与西方“字母”不同，似乎是以“字子”形态出现的——从而具有了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生不息”的创发性。

所以，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汉字似乎完成了一种飞跃。这里，我想强调，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并非是一种单线的进化，而是一种扬弃。“图”进一步形式化，“画”进一步抽象化，从而使“字”逐渐“象形化”“文字化”。也就是说，汉字，正如公认的，是合形、音、义为一体的文字。这里，就产生了一种似乎古怪的现象，那就是把汉字说成是表意文字。

我们从以上提到的关于文字形态的进化论思路来看，从图画、象形、表意、表音这个序列，选择一个恰当位置定义汉字，似乎最佳选择就是表意文字。可是，若从“字母”来说，则西方“文字”表音说似乎可通；但“字母”与中国“汉字”的地位明显不对等。“字”对应的是西方的“词”。而西方的“词”难道不是“表意”的吗？所以，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概念错置，一种颇为荒唐的指称错乱。其内在原由，则不能不归结为一种文化心态上的诉求。汉字的复杂性，却在这样的单线进化论中被忽视了。

要之，汉字作为一种合形音义为一体的文字，其为人诟病处，似在“象形”。可是，正因为“象形”，汉字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属性，才衍生了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即书法。“汉字媒介的特点，在我看来，或可称为'多媒体’，即汉字是将形、声、义合为一体，从而在一个汉字中，凝缩了我们丰富的感觉，就像一个'集成电路’，以一种可以寻索却很难明示的方式，唤醒我们的感觉”（骆冬青《图象先于声音》）。所谓“多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指汉字符号指向了人的全面感性世界，指向了审美，指向了知、情、意的结合。因此，汉字并非一种低级的符码，而是一种具有文化丰富性的符号。或者说，汉字提供了一种跨模式信息，把不同模式、不同媒介的信息综贯为一；图画、象形、表意、表音，这四种“文字发展阶段”，都智慧地凝结在“汉字”这种独特的符号之中，并且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从而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奇迹。汉字美学之提出，正在于汉字独具的文化特质。在一些人看来的“落后”，却恰恰是汉字伟大的地方。

在各种媒介中，视觉具有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听觉以及其他感觉。这是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了的。汉字“图象先于声音”的特质，从哲学上看，似乎在“形而上”的层面有所缺欠。毕竟，声音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玄而又玄”的幽深、悠远性。可是，这种“象形”，却建立在一种“抽象”之“象”上，同样具有极高明的哲学智慧。由于“象形”，所以这里的“看”，就具有“看法”“观点”等深层意蕴，指向了“心灵的眼睛”，指向了“内在”。这种“几何学精神”与“音乐精神”恐不宜强分高下，相反，倒是可以寻求内在的一致性。但是，无论如何，汉字的“几何学精神”内涵的美学，都是汉字一种重要的特质。“图象先于声音”，是否也显示出“图象高于声音”？我想，这种推断，或许草率；但是，图象、象形的特点，却使汉字独具的美学特质，指向了多种深刻的文化创造精神。这种精神特征，在西方当代哲学中，则具有新的思考。我想，对汉字地位的认可，不仅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更会具有一种哲学的解放意义。西方哲学在20世纪有“语言学转向”，而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必然带来哲学上的“汉字学”“汉语学”转向。这就将汉字美学重新推到前沿位置。

汉字美学首先要关注的是汉字这种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但是，许慎所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许慎的“六书”当然还蕴含着许多深刻的哲学、美学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但仅从某些特殊方面，我们已可窥见其中广远的空间。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也许，我们首须思索的，便是在甲骨文的构造中表现出来的美学智慧。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陈寅恪在论王国维后期国学时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确实，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即在“一个字”当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其分析方法却不同。拼音文字采取的规则，使得文字以及概念的分析，进入的是不同的轨道，例如“词根”“前缀”“后缀”之类。而概念的分析，则与这个概念本身相关，并非与“文化史”相关。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汉字的“一个字”，就不仅是一部文化史，而且是一部情感史，一部精神史，一部美学史。所以，正如笔者以前论王国维的汉字考释时说过的，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如“人生识字糊涂始”），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所以，汉字美学既然与传统的“小学”有着深刻联系，那么，“造字”的探索作为起点，必然引向形、音、义的综合探讨。中国特有的“文字学”，必然深入到训诂学、音韵学，以及在这些探讨所形成的历史中。中国传统学问中，“小学”蔚为大观，有着悠久历史，而其中包含着的深刻的美学内容，却在传统知识体系下被忽视了。中国学说中的“汉”“宋”之别，正是造成这种分裂的观念障碍。在某种意义和方式下，实现“汉”“宋”的融合，则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使中国学问进入新境界。美学上，早已有了这样的探索。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所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即通过对汉字中与美意识相关的文字的考释，描述了中国古代美意识的图景。这种描述，有着特殊的深刻性。突出表现为，该著作从文字学入手，广泛运用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方法，追溯和阐述古代中国人美意识的发生和变迁的历史。书中以文字训诂，考索“美”字本义及转义，并逐一考察了与“美”相关的“善”、“多”、“奥”、“崇”、“优”、“强”、“华”、“珍”、“爱”、“靡”……等八十多个文字，探究古代中国人美意识的本质。日本学者的研究，关注了“汉字”这一特殊维度，对中国美学研究在这方面的忽视是一个重要警醒。周汝昌先生在《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若以汉字造字原理为基点，再加以训诂、音韵等“小学”研究，则“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可令汉字美学达到新的深度，可有新的开拓。

比如，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如何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汉字美学，面对如此独特而丰富的世界，能不心意怦怦？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汉字、汉语，与汉人、汉文化，其间有多少激动人心的创造，又有多少风霜雨雪、多少艰难险阻？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