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船:漂泊中的精神锚点——读秦牧散文《故里的红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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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的红头船
一个人,有时认识一椿事情,需要十分悠长的时间。
关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随父母侨居于新加坡。那时,每隔若干年,我们就要搬家一次。有一次搬家,新居恰好面对新加坡河。
新加城河,那时密密麻麻靠满了驳船。轮船到达海面,驳船就把货物转载到新加坡河,由苦力把大米、咸杂、瓷器、土产之类的东西搁在肩膀上,搬运上岸,放进岸畔星罗棋布的货栈之中。
我常常坐在骑楼,观赏新加坡河的一幅幅生动图景。中国苦力(那时新加坡还未独立,仍是英国,没有所谓新加坡籍华人)的劳动本领是非常敬人的。他们大抵裸露着上体,在肩上披一块搭布,手裹持着一把短柄铁钩,用这来钩取货物,搁到肩上,一百公斤一包的暹罗(泰国)大米,用竹篦笼罩着的中国咸菜、冬菜缸、盐水、荔枝之类,他们都能够把它搁在肩上,在一条狭窄的跳板上疾走,上岸的时候,还能够腾出一只手来,接过工头发给他们的竹签(这是在搬运完毕的时候,赖以结算工资的筹码)。他们一列列走在摇晃的跳板上的时候,构成了一幅异常生动的中国劳动者海外谋生、勤奋辛劳的图景。
熙熙攘攘的新加坡河上,除了这些热闹的劳动场面以外,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吸引了我这个异邦少年的注意。那就是有一种船,船头漆成红色,并且书上两颗圆圆的大眼睛。木船本来就有点像浮出水面的鱼,书上这么一对眼睛,鱼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听长辈们说,这叫做“红头船”。当昔年海上没有输船或者输船是很少的时候,粤东的居民,就是乘坐这种红头船出洋,来到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的。
三十年代的红头船,倒不一定仍然经常来往于祖国和新加坡之间,那大抵是当地居民“仿古法制”,藉以纪念先人,也用来驳运东西的一种产物。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父亲破产了,我们一群兄弟姐妹随他回国。澄海的樟林镇,就是我们的故乡。初抵国门,觉得什么事都新鲜,都想接触,不久,我就把“红头船”的事情置之脑后了。
故乡有许多特别的事物,吸引了我。首先,是当时已经显得有点破败的一个内陆小镇,为什么竟有那么多夸耀门第家声的人家呢?这些第宅,各各大门上挂着“大夫第”、“陕西世家”、“种玉世家”、“颖川世家”之类的牌匾。河边有一座“天后宫”,香炎鼎盛。照一般状况,凡是船民、渔民众多的地方,才有许多人到天后宫去卜回旅程吉凶,祷求风调雨顺;为什么这儿也有一座天后宫呢?故乡并没有多少船民和渔民呀!还有,这个小镇里,市街上竟有不少可口的食品在出售,什么肉粽、饼食之类,其制作精美的程度,并不逊于后来我在国内好些大城市里所见到的。小贩多极了,各种小食竞奇斗巧程度,也是我在许多内陆小镇里很少见到的。当时我只认为大概是由于这里华侨众多的缘故,并没有想到,它是蕴藏着更加深远的根源的。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小河,河面并不很宽。我们常在河中游泳和捕鱼。小河里面,不但可以捕到鳗鲡、甲鱼、鲫鱼、泥虾,有时还可以捕到一种扁蟹,它的甲壳里蟹黄极多,淹制起来,风味极美。这种小蟹,各地都很少见到。据渔民们说:它只出产在咸水淡水交界的区域,我们有时喝到的河水也有咸味,这就可见,我们家乡离海很近,有时海水涨潮,是会倒灌进来的。
我们有时会见到一些老头子,站在河岸上,慨叹道:“这条河现在比以前窄多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从前,听老辈人说,这河是可以停靠很大很大的船舶的,从这裹真达‘外洋州府’呢!”
少年时期对这样的言语,听过也就算了,并没有怎么引起注意,更谈不上寻根究底了!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离开家乡,高飞远走,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住过,阔别之后,偶尔回去,也是行色匆匆,从没久留,对于家乡的印象,终于像久历沧桑的照片一样,斑驳迷离了。
解放后,不断听到一些消息,现在潮汕一带,不断发掘出一些古代航海的遗物,有一次还发掘出一条大体完整的几百年前的红头船的遗骸,不禁为之神往。想起几百年前,人们带着一点寒怆的行李,乘着简陋的红头船,以咸鱼、虾酱、酸菜、腌罗卜送饭,在风浪中飘泊,分别到达当时的安南、暹罗、东印度群岛、新加坡、马来西来的情景,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啊!这些人,也就是东南亚各国地生华人的祖先了。马六甲那儿的古老的华人坟墓,石碑上的纪年,不但有清初的,也还有明代的呢!
年前,读了一些史料,又有了新的收获,知道我的家乡樟林,原来在汕头未开埠以前,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了。清初,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它渐渐崛起,那时它河道宽阔,离海又近,在康熙、雍正、乾垄嘉庆之世,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粤东以至福建许多地方,人们都到这儿集中乘红头船出洋。以后,汕头开埠了,它才逐渐没落。这些史料使我豁然开朗。那儿为什么有香火鼎盛的天后宫呢!为什么集中了那么多的大户人家呢?这是历史的流风余韵!我们少年时代为什么能够在河裹捉到咸水、淡水交界处才有的小蟹?老年人为什么在河滨停产时发出那样的感慨?这一来,各种零碎的事像都可以贯串起来了。
1985年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看到了童年时代熟悉的新加坡河,河面上已连一条木船的影子也没有了!因为海上输船址接卸货,已经无需经过驳船。这种景象,也使我想起了故乡的沧桑,世间的事物是多么变动不定啊!澄海,我们那个县准备在樟林建设一座碑亭,竖立一块碑记,让人们知道这个小镇在华侨史上,航运史上的地们位,也让远方的游子回来时凭吊先人的足樱他们约我给写了。碑记是这样的:樟林古港碑记这里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碑亭,记录着人间的风云和历史的沧桑。
樟林现在是一个内陆乡镇,然而在历史上,它曾经是粤东第一大港。早在汕头开埠之前,清代康熙年间,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群众海外移民的需要,澄海的这一滨海村寨,渐渐发展为一个海运港口。那时它帆樯云集,货栈成行。红头船,即一种船头漆成朱红色,单桅或双桅,木材结构的大型帆船,从这里装载旅客和货物,乘风破浪,扬帆远行征,北上直达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南下出航暹罗、交趾、新加坡诸邦。樟林作为一个繁盛的港口,历时长达一个世纪以上,那时,它曾被喻为“通洋总汇之地”“河海交会之墟”。水手和旅人,本着他们的宗教观念,向之祈福禳祸的风伯府、天后宫等庙宇,就是那个时期在这里陆续建成的。红头船的古老遗骸和沉重铁链,解放后瘰被陆续发现,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佐记。
岁月递嬗,时移势易,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汕头开埠,蒸汽输船来往频繁之后,樟林古港才结束了它作为海运枢纽的地位。潮汕地区最早出现的华侨之乡,就在这片土地之上。
建立这座碑亭,可以让人们重温自己的乡史;让南洋各国的华裔旅客,凭吊遗迹,缅念自己当年飘洋过海、艰苦奋斗的先人。
世事尽管沧桑多变,但是因果关系,历历可辨。建立这座碑亭,也让人们有所领会,进而虚心尊重客观法则,勇于面对现实,开拓未来。

【读与评】
秦牧先生的散文《故里的红头船》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移民画卷,那些漆着红色船头、绘着圆眼的木船,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民族迁徙的象征。当我跟随先生的记忆在新加坡河与樟林古港之间来回穿梭时,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乡愁,更是一个群体在历史浪潮中求生存、谋发展的集体记忆。红头船承载的不仅是货物与旅人,更是一种在漂泊中坚守的文化韧性。
文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那些中国苦力的形象。他们裸露上身,肩披搭布,手持短柄铁钩,在摇晃的跳板上健步如飞。这些画面让我想起自己的祖辈——他们或许也曾是这样,靠着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在异国他乡打下根基。先生笔下“一百公斤一包的暹罗大米”被轻易扛起的场景,展现的不仅是体力上的惊人,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韧。这种劳动场景构成了早期华人移民最真实的生存图景,他们用肩膀扛起的不仅是一袋袋货物,更是一个家族在海外立足的希望。
红头船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义远超其物理存在。船头那鲜艳的红色和圆圆的大眼睛,既是对海洋危险的某种精神抵御,也是对家乡记忆的一种具象化保存。当先生发现三十年代新加坡河上的红头船已是“仿古法制”的产物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记忆的自觉传承——即使功能不再,形式仍被保留,因为那代表着一种不能忘却的来路。这种文化符号的延续性,在移民群体中尤为重要,它是离散族群保持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
樟林镇那些“大夫第”、“陕西世家”的牌匾和香火鼎盛的天后宫,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景观。这些在大陆内陆看似不合时宜的存在,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化印记。当作者将这些零散现象与樟林曾作为粤东第一大港的历史联系起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完整链条。天后宫的存在不仅满足船民的信仰需求,更成为连接海洋与内陆的文化节点,它见证了一个地区如何因贸易而繁荣,又因时代变迁而回归平凡。
文章结尾处樟林古港碑亭的建立,象征着对这段历史的正式承认与纪念。碑亭不仅标记了一个地理坐标,更确立了一个文化坐标。当海外游子在此凭吊时,他们寻找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记忆。先生写道“世事尽管沧桑多变,但是因果关系,历历可辨”,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只有了解来路,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红头船的故事给予当代人诸多启示。在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红头船所代表的那种开拓精神、适应能力和文化韧性,对于今天面临文化冲击和身份困惑的现代人而言,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我们或许不再乘坐木船漂洋过海,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艘“红头船”,载着我们的文化基因,在时代的海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航道。
先生通过个人记忆与历史考据的交织,让我们看到了一段鲜活的移民史。那些曾经繁忙的码头如今已归于平静,但红头船所象征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它提醒我们,在快速变迁的世界中,保持文化根性的重要性;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找到精神锚点的必要性。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需要讲述和倾听红头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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