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节选）/ 余秋雨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00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寿辰，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的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是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都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有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情感方式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六）

在衰弱之中，巴金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着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串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看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轻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金。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流放者的土地》。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旁边，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陆正伟：《巴金晚年》第65页）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因此，我忍不住要把巴金记了一辈子的《金缕曲》再默写一遍在下面，请读者诸君想象一位已经难于下床的病衰老人，用四川口音背诵这些句子的情景吧：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划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选自余秋雨《何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