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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疏离与追寻——读郭沫若散文《峨眉山下》

(2025-10-22 0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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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故乡的疏离与追寻——读郭沫若散文《峨眉山下》


峨眉山下 郭沫若

 

  我的故乡是在峨眉山下,离嘉定城有七十五里路。大渡河从西南流来,在峨眉山的第二峰和第三峰之产打了一个大弯,又折而向东北流去。因此我的家所在地,就名叫沙湾。地在山与水之间,太阳是从渡河的东岸出土,向峨眉山的北后落下去。

  山很高,除掉时为浓雾所隐藏,或冬天来很早就戴上雪帽之外,一片青苍,没有多么大的变化。

水流虽然比起上游来已经从群山之中解放了,但依然相当湍游,因此颇有放纵不羁之概;河面相当辽阔,每每有大小的洲屿,戴着新生的杂木。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水色苍灰。除夏季洪水期呈现出赭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和着。

  外边去的人每每称赞这儿的风景很好。有山有水,而且规模宏大,胜过江南。论道理是该有它的好处,但不知怎的,我自己并不感觉着它的美。这或许是太习惯的缘故吧?我直到十三岁下乐山城读书为止,每天朝夕和它相对,足足十三年,怕因此使我生出了感觉上的麻木吧? 真的,就是现在,我对于它也没有留恋。旧时代的思乡情绪,在我是完全枯涸了。或许是不应该,但我不想掩饰。倒是乐山城的风物,多少还有使我留恋的地方,那便是乌尤山附近和那对岸的大坝。其所以使我留恋者倒并不因为故,而是因为新。

  我在乐山城住小学、中学,一共住四年,奇妙的是和城仅隔一衣带水的乌尤山,我却一也不曾去过。

  乐山城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虽然王渔洋说过“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但这所说的应该不是指的城的本身吧。

  大渡河和南下的岷江在城的东北隅合流而东行,和城相对的北岸有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鳞次而立,与西南面的峨眉三峰遥遥相对。在凌云山上有唐代韦皋镇蜀时海通和尚所凿成的与山等高的石佛,临江而坐。山顶又有苏东坡的读书楼。因此这个地方一向便成为骚人墨客所好游的名地。

  乌尤山本各乌牛山,以山木葱笼、青翠之极有类于乌,而形则似牛,故名乌牛。一说秦时蜀郡太守李冰所凿离堆即此。它是与岸隔绝了的一座弧耸的岛屿。由乌牛而乌尤,是王渔洋使它雅化了的。山上有乌尤寺,有汉代郭舍人注《尔雅》处的尔雅台。论山境的清幽,乌尤实在凌云之上。

  奇怪的是我在乐山读书的四年间,正是我十三岁至十六七好游的少年时期,我虽然常常往游凌云,而却不曾去乌尤一次。游乌尤,是在抗战期中回乡,离开了故乡二十六年后的二九三0年。凌云是彻底俗化,而且颓废了。石佛化了装,一个面孔被石灰涂之上得不成名器。东坡楼住着些散兵游勇。洗砚池是一池的杂草。但乌尤山却给予了我新鲜的感触。毫无疑问,是要感谢我是第一次的来游。

  乌尤寺同样带着浓厚的俗气,并不佳妙。但山的本身好,树木好,山道好。尔雅台在危崖头,下临大江,在林深箐密中只能听得下面的滩声,而看不见流水,那也恰到好处。我就喜欢这些。晚间或凌晨,在那山下泛舟,有一种清森的净趣,也很值得玩味。

  王渔洋所赏识的应该是这些地方吧?只有这些使我有些系念。那山对岸的胡家坝,一片空阔也让人有心胸开朗之感。但这情趣也是我在一九四0年回乐山时才领略了的,学生时代也不曾前去玩味过。

  假使要把范围放宽些,乐山城也应该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不应该得很,我对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怀乡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吗?还是时代使然呢?

  峨眉山对我倒还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我虽然在那山下活了十几年,但不曾上过山去。因此它的好处,实在我也不知道。专为好奇心所驱遣,如有机会去游游金顶,我倒也并不反对。峨眉山之于我,也仿佛泰山之于我一样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写景美文》) 


                   故乡的疏离与追寻——读郭沫若散文《峨眉山下》故乡的疏离与追寻——读郭沫若散文《峨眉山下》


【读与评】

郭沫若先生笔下的峨眉山下,是一片被大渡河与青山环抱的故土,却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近乎冷峻的疏离感。这位游子以地理坐标丈量故乡,用理性解剖乡愁,却在看似淡漠的笔触下,暗涌着对永恒之美的追寻。这种矛盾与张力,恰似大渡河在群山间奔腾的轨迹——既被山势束缚,又始终渴望冲破桎梏。

一、习惯的钝感:故乡美学的消解

“朝夕相对十三年”的沙湾,在先生眼中褪去了诗意滤镜。大渡河的放纵不羁、峨眉山的四季青苍,终究敌不过“感觉上的麻木”。这种钝感源于时空的绝对占有:当山水成为生存背景而非审美客体,当滩声化作生活的噪音而非自然交响乐,故乡便从心灵栖息地退化为物理坐标。先生直言对沙湾“没有留恋”,恰印证了海德格尔所言——最切近的往往最遥远。这种疏离,不仅是地理的出走,更是精神上对固有审美范式的反叛。

二、废墟的启示:时间维度下的文明褶皱

重返乐山时,凌云山的颓败景象成为文明变迁的隐喻。唐代石佛的“石灰涂面”、东坡楼的“散兵游勇”,在战火与时光的双重侵蚀下,显露出文化符号的脆弱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乌尤山“林深箐密中只能听得滩声”的清幽。这暗示着真正的永恒不在雕梁画栋间,而在自然与人文的微妙平衡中。尔雅台临江而不见水的设计,恰如中国园林“隔景”的智慧——留白的艺术让时空获得呼吸的间隙。

三、彼岸的乡愁:重构精神原乡

先生对乌尤山与胡家坝的倾心,本质上是场超越地理意义的寻根。当故园化作“彻底俗化”的废墟,对岸的空阔之地反而成为新的精神锚点。这种位移的乡愁,在抗战烽火中显得尤为深刻:旧时代的农耕文明图景正在崩塌,知识分子需要在破碎山河间重构价值坐标。正如乌尤山从“乌牛”到“乌尤”的雅化,不仅是地名的修辞升级,更是文化主体性的自觉重塑。

站在当代回望,《峨眉山下》的冷峻书写恰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所有离乡者的精神困境。当城市化进程将故园切割为记忆碎片,当短视频时代的“打卡”消解了山水意境,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生式的清醒。真正的乡愁不应是廉价的怀旧,而是以疏离为刃,剖开表象追寻本质;以出走为舟,在时代洪流中寻找永恒的精神原乡。正如峨眉山始终保持着神秘性,那些未被征服的远方,或许才是心灵永恒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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