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透辟,言近旨远——读何家槐杂文《固执与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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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与成见/何家槐
有一天,我正在看苏联的电影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当翻到列宁摇着昏厥了的华西里的肩膊,而且吃惊地叫着“上帝啊! 这是什么事情啊?” 的时候,旁边站着和我一同翻译的一位朋友很不满意地说:
“怎么! 列宁也叫上帝吗?”
“为什么不呢? ” 我奇怪地反问。
“连你也这么糊涂,列宁是一个最出名的无神论者啊! ”“无神论者就不准叫上帝吗? 小孩子痛苦的时候叫 ‘妈妈’ ,你不是小孩子,但你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也会叫 ‘妈妈’,难道你因此就成了小孩子吗?乡下人迷信,往往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叫‘天’ ,你并不迷信,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你也会失声叫‘天’ ,难道就能因此说你是迷信者吗?……”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愤然地打断我的话。
“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列宁的叫 ‘上帝’ ,也不过是和你叫 ‘妈妈’ 和 ‘天’ 同样,只是习惯成自然的,感情的流露罢了,一个人说话,是不会也不可能先规定一个不移的公式的,到处可以适用的说话公式似乎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不是?”
“不同你诡辩,你这些都是胡说霸道,我相信无神论而兼革命家的列宁,就是杀了他的头也不肯叫一声 ‘上帝’的,他不会这么糊涂,一定是这书作者的杜撰,对列宁简直是个天大的污辱! ”
我再没有和他分辩,因为这是徒劳的。在无言的沉默中,我不觉又联想到另一次当我正在看夏伯阳的时候,也曾和他有过激烈却很不愉快的争论:
“你看,夏伯阳这样英勇的人也那么的怕流弹哩! ”我掩上书说。
“我不懂你的话。”
我重新翻开中译本,指着三百二页上描写夏伯阳一再躲在草墩背后,不敢一直线回到村上,却去绕了一个大弯,最后一个回到司令部,受费多尔嘲笑的几行给他看,可是他却摇摇头,很自信地说:
“不会有这种事,只是作者的造谣,他为了要显示自己的勇敢,居然开起夏伯阳的玩笑,捏造故事把夏伯阳压低声价。”
看了他那种坚信的神气,听了他那种武断的口气,我真的大大地吃了一惊:
“你怎么能够这样肯定的说呢?你难道眼见过吗?”“没有见过又怎么?富曼诺夫无论如何是说谎,说谎,说谎,侮辱英雄! ”
我绝望地摇着头,知道和他争论只是徒劳。更使我觉得惊异的,是像我这位固执的朋友一样的人却竟是不少,他们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办法,对什么人都有一定的成见,写什么文章都有一定的格式,不长也不短,不方也不圆,不肥也不瘦,不轻也不重,缺一点不行,多一划也不肯。他们和谁谈话都是滔滔不绝地那么一套,谈起你所亲自经历过的事变或亲自体验过的心境,仿佛他比你自己还要懂得更多更确实——甚至你在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从不愿意听取一句,一方面“嗯嗯嗯”的尽管点头,一方面却在头脑里制造公式,指导你的公式。如果这类人不幸而是一个领导者,那么正如列宁所描写:
首先,他任何人的话都不肯听,他只会说教,此外,他又确信他比任何人都精明,这是怎么样的领袖啊!如果不幸这是一位作家,那末他也逃不出“自八一三的上海炮声响彻了全国以后,……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云云的那一个公式。
固执,成见,公式化,虽则程度上多少有些区别,可是却有相同的血缘,同样是进步的障碍,是旧社会的遗毒,不能不希望青年同志们共同努力,互相勉励,拼命来克服和铲除的,否则很危险;因为,这正如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阿Q的精神一样,我们的身上也不免都带点这种轻于自信和死守定型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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