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评】

 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起兵攻宋，而南宋宰相贾似道、陈宜中等，妥协求和，侵吞粮饷，以致无力御敌，元将伯颜兵迫临安。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天祥一方面亲见南宋面临危急存亡关头，中兴事业，十分艰难; 一方面为解除国家危急，坚信“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奉命出使北营。文天祥到了北营，被元将伯颜扣留。不久，文天祥被驱跟随祈请使贾余庆、吴坚等北上，于京口脱身，历经艰难困苦，回到了永嘉。文天祥用诗记录了这段经历，并编成集子《指南录》，共四卷。此诗集名字取自他的《扬子江》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足见其对南宋的忠心。另有《自序》和《后序》两篇序言，本篇就是其中的《后序》，表现了文天祥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和生死不渝的爱国精神。

　　在思想深度上，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始终贯穿全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国势危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大局，毅然出使北营。他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后又“隐忍以行”，以图“将以有为也”。由此可见，爱国精神是他抗争救国的精神支柱，其次是坚忍不屈、始终不渝的斗争精神。文天祥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一到北营，仍然“抗辞慷慨”，决不有辱国体，示弱于人。当料定不能脱出虎口时，他则“直前诟虏帅失信”，“诋大酋”，“骂逆贼”，“争曲直”，大义凛然。逃归永嘉途中，虽然九死一生，千辛万苦，但是仍未动摇其“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 的意志。第三，爱国的生死观。文天祥认为生死都是为国，“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誓不与贼俱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在写作手法上，以叙事为主，在叙事的基础上，饱含着强烈的抒情。比如，文章第一至三自然段着重叙事。第一自然段叙述文天祥出使北营的背景和动机。德祐二年，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这时，元军“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致使南宋朝廷陷于十分危急之中，文武官员无计可施。文天祥见“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英雄气概。而众人又把解除国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文天祥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出使北营的背景，其动机是 “北亦尚可以口舌动”，“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突现了他的爱国精神。第二自然段自叙出使北营的情况。文天祥初至北营，抗辞慷慨，外交斗争初见成效。可是“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第三自然段叙述他被驱北上、京口脱身、草行露宿、历尽穷饿的艰辛，辗转四明天台，回到永嘉的经过。文章第四自然段着重抒情。文天祥通过追忆自己九死一生的坎坷遭遇，抒发了为救国而忧愁痛苦的感情，表明他为中兴而求生的强烈愿望。段首一开始 “呜呼! 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引出一大段追忆艰险遭遇的抒情文字，一泻而下。强烈的感情凝于笔端，连用十七个排比句，感情奔放，回肠荡气，感人肺腑。段尾又一叹“呜呼! 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 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仰而长叹，声声催泪，痛自己、痛国家，既说明形势的险恶，又表现文天祥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总之，叙事与抒情的巧妙结合，使所抒之情有所依托，所叙之事意更高深，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用词造句上，灵活多变，富有表现力。例如，第三自然段，选用相同、相近的动词“奔真州”、“留二日”、“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出没于长淮间”、“避渚洲”、“出北海”、“渡扬子江”、“入苏州洋” 等，真实而准确地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其中“奔”、“留”两字，表现出他乘机出逃的速度之快，为国效劳的急切心情，决心在真州逗留二日，中兴有望;“变”字，既说明形势骤变，自己的行为不被边帅理解; “诡”、“行”、“宿”、“出没” 五字，表明自己不幸误会，被迫逃亡。以边帅职守为重，个人毁誉为轻，辗转流离;“避”、“出”、“渡”、“入”四字，写出了他者得舟后，一心向南，快速行动，历尽险阻，终于从海口返回目的地永嘉。这一连串的动词，真实而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险境和喜、闷、忧、急的复杂感情。又如，第四自然段，“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相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 ……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十七个排比句与对偶句、散句交错运用，列举了种种艰难遭遇，使之具体而逼真，感情奔放而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