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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的坚守和让道德彰显的思考——读罗家伦散文《道德的勇气》

(2023-02-06 06: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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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对于道德的坚守和让道德彰显的思考——读罗家伦散文《道德的勇气》


道德的勇气(节选)/罗家伦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吧,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城(Philadelphia),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道:“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一)知识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几十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梨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 

对于道德的坚守和让道德彰显的思考——读罗家伦散文《道德的勇气》

 【读与评】

 读罗家伦先生的散文《道德的勇气》,还是有不少想法要说的。

 先生认为,“道德的勇气”是建立新人生观的前提,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它不是“冲动”,也不是“虚矫”。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性敦厚,二是体魄雄健。今天,羸弱的身体已不再是中国人的特殊“标记”,“东亚病夫”早已成为历史;而“道德的勇气”中那种敦厚的天性,在今天却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它是一种实现正确道德观念的内在力量所在。

 “道可道,非常道。”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窥见道德的价值,并著《道德经》推崇宣扬自己的思想。康德也曾说:“有两样东西是我无限赞美与敬畏,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二是内心的道德律”。可见道德的重要性。

 道德于己,是一种修为,是一把标尺,让我们拒绝诱惑,端正自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为顺利。元代大学者许衡一日外出,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行人纷纷去路边的梨树下摘梨,唯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问及原因,他答道:“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样乱,管他是谁的梨。”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由此可见,许衡作为大学者,并不单单在于其学问高深,还在于其坚守道德,“我心有主”。古人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东汉杨震严格自律,以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无人知之乎?”拒绝昌邑县令王密夜里送来的黄金,成为一代名臣。是道德让他内心澄明,让他拒绝诱惑,不为名利所困,为他铺就一条坦途。人们常说,道德,守之者,心境坦然;失之者,惴惴不安。细想想,道理是很深刻的。

 道德于社会,是和谐的催化剂,让心与心更近,让人与人之间更友好,让生活更加和谐有序。道德留下“三尺巷”的美谈,道德带来中国古代“二十四孝”的亲情。邻里之间的道德,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民谚深入人心;亲情之间的道德,让“百善孝为先”的思想根深蒂固;陌生人之间更需要道德的牵引,让心与心更近。

 道德于国家,是兴旺发达的助推器,彰显国家的综合素质,体现国家的活力与魅力,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保证。国家一直着力于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道德素质对综合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民素质低下、政府贪污横行、对外战争不断的国家不会长久,必将走向灭亡;而一个国民崇尚道德、官员勤政爱民、对外和平互利的国家总能焕发勃勃生机,在民族之林屹立不衰,当一个国家选择了后者,它便有了内外的推力,生产力发展有了更强大的动力,政治经济便会愈加繁荣。

 所以说,于己、于社会、于国家,道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本身便不容或缺。

 当然,我们今天所提的“道德的勇气”与罗家伦时代的“道德的勇气”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今天,对于一个人而言,道德往往是容易拥有的,英雄伟人有高尚的道德也能够理解,难的是对于道德的坚守和让道德彰显,而这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勇气”的。这种勇气的培养,决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陶熔知识,提升素养,锻炼意志,临危不惧,塑造健全人格,对国家和社会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我感到,先生对“道德的勇气”的追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参考借鉴。在社会道德领域,我们往往不缺少各种“最美”,但也常常不得不面对那些“最窘”:在一些地方,施以援手、见义勇为者不再被感激和颂扬,反而被讹、被告、被索赔,彷徨于无地。当我们为那些“可以不伟大,但不可以没有责任心”的平凡好人而喝彩的时候,也许更应思考:我们的社会从围观者到媒体,从“有关部门”到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时挺身而出,显出自己的“道德的勇气”,给在打压中下坠的道德力量一个向上的托举,维护好我们的“道德生态”?同时,我们每一个人还应该时时自问:我自己究竟做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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