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绝响(节选)/余秋雨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友好的关系。但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逊)，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异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枉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

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为什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当场保护了阮籍，可见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毁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述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读与评】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遥远的绝响》写的是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等文人活动状况。但在文字背后实际上有先生深深的感喟。在先生的眼里，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的时期。

 文章以嵇康为主线，先生行文的心情是一种少有的景仰与钦羡，雅致与抒情中流露着沉痛之感，可谓是岁月跌宕中的情感顿挫。如果没有对大时代的真切把握，而要写出人物的神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遥远的绝响》其神韵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更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它直指民族心灵的深处。文字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根本在于先生将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笔端，而此间文化生命又是由沉重深厚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真正纯正的主体意识，需要对现实的忧患，对历史的洞察，对未来的执着，对整体人类文化的感悟。而由更高的层次对历史现实进行极其深切的眷顾，其间的忧思、苦恼、欢愉、欣慰，都与历史、现实、未来相契合，由此构成文章结构的立体化主体意识。

 嵇康，先生称他为阮籍终身性的朋友，但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他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你看他健康得令人羡慕，帅气得令人倾倒。他的友情与亲情是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薄的。他对他不喜欢的人可以白眼相加，率性而为。但是对友情，有时却又很无奈。他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人性的纯洁，对友谊近乎苛刻的要求，使他一再与朋友绝交。谁能理解他内心的苦衷!

 嵇康的被捕、被杀，实际上是高贵的人格无法见容于世的表征，正是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的决绝、坦率，是小人和统治者无法忍受的，他的高洁映衬出了一片黑暗，不能见容于群小也就成为必然。中国文人的命运难道就这样多舛?先生除为豪杰逝去而悲郁之外，对钟会之类的小人也毫不留情地敲打了一番。人性的光芒被黑暗吞灭，悲剧正是将美撕碎给人看，行文至此，我们也不禁为嵇康的遭遇一恸。

 像嵇康这样的人物负载着当时最精致的文化，却无力保全性命于乱世。他最终为文化、为一种高洁的信念献出了生命，他是平静的。但他不能忘怀的是《广陵散》的失传，他把文化的传递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们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中间的审美文化开始屹立。他们是先行者，是历史中间物，充满历史的悲剧感。二十世纪的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中间物地位，依旧向命运抗争。这是宿命，还是轮回?

 如果说《遥远的绝响》就像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那么写嵇康的这一部分就是其中的最强音！其中洋溢着某种丰厚而内在的东西，先生像一个思想者，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或吸引人们去思索。在他那深厚的思想沙滩上，一种深层次的、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关注逐渐凸现。遥远的绝响回荡在遥远的天际，已经渺不可寻。历史的殷鉴总是血泪斑斑，人性的善忘却总是如一，需要时时提醒才不致重蹈覆辙。我感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是诗意与激情，是心灵的颤栗，它启示着当下喧嚣的世界：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失落了那个时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文人的贡献不止于此，但它却又是文人表达一片热忱最直接而有力的方式。

 对于文化、对于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依然崇拜他们，崇拜他们这样一种高贵的人格，崇拜他们的勇气和选择，崇拜他们的个性和真实。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世俗的虚伪、造作、狡诈；他们是真人，他们高贵的灵魂冲荡着我们每一人的心......

 我想，先生《遥远的绝响》触及到了我们熟视无睹的暗角，虽然所谈的是已离我们很远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但是，它却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