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豆/孙犁、汪曾祺

扁豆/汪曾祺    

我们那一带的扁豆原来只有北京人所说的“宽扁豆”的那一种，郑板桥写过一副对联：“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指的当是这种扁豆。这副对子写的是尚可温饱的寒士家的景况，有钱的阔人家是不会在庭院里种菜种扁豆的。扁豆有紫花和白花的两种，紫花的较多，白花的少。郑板桥眼中的扁豆花大概是紫的。紫花扁豆结的豆角皮色亦微带紫，白花扁豆则是浅绿色的。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惟入药用，则必为“白扁豆”，两种扁豆药性可能不同。扁豆初秋即开花，旋即结角，可随时摘食。板桥所说“满架秋风”，给人的感觉是已是深秋了。画扁豆花的画家喜欢画一只纺织娘，这是一个季节的东西。(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上沙沙地振羽，至有情味。)北京有种红扁豆的，花是大红的，豆角则是深紫红的。这种红扁豆似没人吃，只供观赏。我觉得这种扁豆红得不正常，不如紫花、白花有韵致。

北京通常所说的扁豆，上海人叫四季豆。我的家乡原来没有，现在有种的了。北京的扁豆有几种，一般的就叫扁豆，有上架的，叫“架斗”。一种叫“棍儿扁豆”，豆角如小圆棍。“棍儿扁豆”字面自相矛盾，既似棍儿，不当叫扁。有一种豆角较宽而甚嫩的，叫“闷儿豆”。我想是“眉斗”的讹读。北京人吃扁豆无非是熟凉拌，炒，或闷。“闷扁豆面”挺不错。扁豆闷熟，加水，面条下在上面，面熟，将扁豆翻到上面来，再稍闷，即得。扁豆不管怎么做，总宜加蒜。

我在泰山顶上一个招待所里吃过一盘炒棍儿扁豆，非常嫩。平生所吃扁豆，此为第一。能在泰山顶上吃到，尤为难得。

扁豆/孙 犁

北方农村，中产以下人家，多以高粱秸秆，编为篱笆，围护宅院。篱笆下则种扁豆，到秋季开花结豆，罩在篱笆顶上，别有一番风情。

扁豆分白紫两种，花色亦然，相间种植，花分两色，豆各有形，引来蜂蝶，飞鸣其间，又添景色不少。

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者以后者为多。

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

吃饭是一种习性，年幼时好吃什么，到老年还是好吃什么。现在农贸市场，也有扁豆上市。

每逢吃扁豆，我就给家人讲下面一个故事：

1939年秋季，我在阜平县打游击住在神仙山顶上。这座山很高很陡，全是黑色岩石，几乎没有人行路，只有牧羊人能上去。

山顶的背面，却有一户人家。他家依山而盖成，门前有一小片土地，种了烟草和扁豆。

他种的扁豆，长得肥大出奇，我过去没有见过，后来也没能见过。

扁豆耐寒，越冷越长得多。扁豆有一种膻味，用羊油炒，加红辣椒，最是好吃。我在他家吃到的，正是这样做的扁豆。

他的家，其实就是他一个人。他已经四十开外，还是独身。身材高大，皮肤的颜色，和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

他也是一个游击队员。

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吃他做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

灶上还烤好了一片绿色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1992年8月13日清晨）

芸斋曰：此时同志，利害相关，生死与共，不同过去，不计将来，可谓一心一德矣。甚至不同乡里，不记姓名，可谓相见以诚矣。而自始至终，能相信不疑，白发之时，能记忆不忘，又可谓真交矣。后之所谓同志，多有相违者矣。

同日又记

 【读与评】

 孙犁先生和汪曾祺先生都是我国当代名满天下的文坛宿将，1992年，二人各自写出了散文《扁豆》。读之，兴趣顿生，我将两位先生的《扁豆》放在一起读评，发现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两位老先生都表达了对扁豆的喜爱之情。看孙犁先生笔下的扁豆：“扁豆分白紫两种，花色亦然，相间种植，花分两色，豆各有形，引来蜂蝶，飞鸣其间，又添景色不少。”这是写其形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扁豆有一种膻味，用羊油炒，加红辣椒，最是好吃。”这是写其实美。而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对于扁豆的描绘，则是另一番样子。“满架秋风扁豆花”，是借郑板桥之笔写自己对扁豆的喜爱：“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上沙沙地振羽，至有情味”，这是用纺织娘来写扁豆的诗情画意；“北京有种红扁豆的，花是大红的，豆角则是深紫红的。这种红扁豆似没人吃，只供观赏。我觉得这种扁豆红得不正常，不如紫花、白花有韵致”，这是从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觉去写扁豆。再看写扁豆之实美的“‘闷扁豆面’挺不错。扁豆闷熟，加水，面条下在上面，面熟，将扁豆翻到上面来，再稍闷，即得。扁豆不管怎么做，总宜加蒜。”读来简直令人馋涎欲滴了。“紫花扁豆结的豆角皮色亦微带紫，白花扁豆则是浅绿色的。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惟入药用，则必为‘白扁豆’”，这是形、实之美都有了。

 同是抒写对扁豆的喜爱，何以会有如此简丰之别？其实，这是由二位老先生为文的主旨决定的。孙犁先生之写扁豆，实是为写人，因而关于扁豆的描写与赞美简约而不事铺张，文中更多的则是借扁豆以写人。“扁豆耐寒，越冷越长得多。”这是写扁豆，但又何尝不是在写那位艰难环境中仍能相见以诚的“同志”！“每逢吃扁豆，我就给家人讲下面一个故事”，爱扁豆乃是因为扁豆中凝聚着深深的同志之情。而“后之所谓同志，多有相违者矣”的慨叹，更使这一关于扁豆与人的怀念显得弥足珍贵。由是观之，孙犁先生之写扁豆，实是借扁豆以写友情，并进而写世情。

 而汪曾祺先生的《扁豆》呢，则主要是借扁豆以抒雅怀，因而在他的笔下，看似平淡无奇的自然景观，却被写得那般富有诗情画意。从郑板桥的“满架秋风扁豆花”，到扁豆的种类、食用和药用价值；从扁豆架上沙沙振羽的纺织娘，到对扁豆花的鉴赏；从架儿豆、棍儿豆、闷儿豆的考订，到“闷扁豆面”的吃法，无不情趣盎然。文章于闲缓从容的铺陈中，借扁豆将一种淡雅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读之如品香茗，留香满口。

 其次，口味两位老先生同样老到却风格各异的语言，也让人受益匪浅。

 两篇《扁豆》，在语言风格上共同表现出了一种脱尽铅华的平实，然而，二人又各自有着鲜明的风格。孙犁先生的《扁豆》，语言简洁、洗练而凝重，于自然顺畅中又有一种顿挫之美，读之令人过目不忘。如：“皮肤的颜色，和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吃他做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读这些句子，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鲜明的节奏与顿挫，及其所传递给我们的沉实的分量。至于文末“芸斋曰”一节，更是字字千钧。这样的句子若非千锤百炼，苦心经营，是绝难写出的。

 孙犁先生的语言简洁、凝重而顿挫，汪曾祺先生的语言表现为散淡、飘逸而从容。二者似是信笔写来，随意勾连，更不见刻意的安排；然而，反复诵读便会感受到其中的从容与游刃有余。文章旁证博引，枝槾横生，却又最终不离扁豆。设若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审美修养，定是难以为之的，而这正是明、清优秀散文小品之精髓，看来，二位先生是深得其中三味的。

 不论是孙犁先生的简洁、洗练与凝重，还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淡、飘逸与从容，都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积几十年功力的千锤百炼，这些无疑都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揣摩与学习的。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善于运用其擅长而又最合乎表现主旨的语言，使之达到形与神的完美统一，这更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