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一角/余秋雨

　　 一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迁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一零四六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于是，浩淼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二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狭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怩，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直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着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三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涉小的。无数涉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这个小岛，树木葱笼，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流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得那么久，那么隆重，对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史鉴鉴，这是宋代义军杨么的遗物。杨么为了对抗宋廷，踞守此岛，宋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鸣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像，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阒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四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椿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八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像，说不定，这种想像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

 【读与评】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轼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