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吉比乌斯/曼德尔施塔姆

1908年4月19—27日，巴黎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是曾经许诺过，“等我一安置下来”就给您写信。

但是，我还是没有安置下来，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间之前，我仍没有该做“必需之事”的意识，所以说，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与您进行交谈，这一直是我的一种需求，虽说我一次也未能向您道出过我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我们之关系的历史，或者，也许该说是我对您的态度的历史，我觉得……一般而言，是相当出色的。

从不久前起，我感到您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某种将我与您隔离开来的距离。

任何一种接近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些恶意的狂妄之举却获得一种特别的满足，一种凯旋的感觉：“毕竟……”请您原谅我的大胆，如果我说您对于我而言就是某些人所称的“友敌”的话……

对这一感觉的领会，耗费了我大量的劳动和时间……

但是，我一直认为，您是某种宝贵的，同时也是敌对的素质之代表，而且，这一素质的两面性甚至构成了其魅力。

如今，我清楚了，这一素质不是别的，就是宗教文化，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但它无论如何是宗教的文化。

我曾在宗教的环境(家庭和学校)中受到教育，我早就在无望地、柏拉图式地，却又是越来越自觉地追求宗教。我最初的宗教体验，产生于我幼稚地迷恋马克思主义之教条的时期，那些体验与这种迷恋是分不开的。

但是，对我来说，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断裂了。

我在易卜生的净化之火中度过了15年，我虽然没有坚持住“意志宗教”，却彻底地站到宗教个人主义和反社会性的立场上来了。

托尔斯泰和豪普特曼被我理解为爱人类的两个最伟大的使徒，我对他们的理解是热烈的，却又是抽象的，就像对“规范哲学”的理解一样。

我的宗教意识从未超出过克努特·汉姆生，从未超出过对“潘”，亦即没有意识到的上帝的崇拜，这一意识至今仍是我的“宗教”。(哦，请您别担心，这并非“梅奥主义”，总的看来，我与明斯基也毫无共同之处。)

在巴黎，我读了罗扎诺夫，我非常爱他，但爱的不是那种具体的文化内涵，——他以其纯洁的、《圣经》般的恋情迷恋着那一文化内涵。

我对社会、上帝和人没有任何确定的感觉，但我对生活、信念、爱情有着更强烈的爱。

由此，您便能理解我对音乐生活的迷恋了，我在一些法国诗人和俄国诗人中的勃留索夫那里找到了这种音乐生活。在后者身上，迷住我的，是否定、纯粹的否定之天才的大胆。

我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孤独，除了诗歌和音乐之外，我几乎什么也不做。

除了魏尔兰之外，我还写了关于罗登巴赫和索洛古勃的文章，我还准备写一写汉姆生。然后，再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夏天，我打算去意大利，回来后就进大学，系统地研习文学和哲学。请您原谅我： 除了谈我自己，我什么都没写到。否则的话，此信就会变成《巴黎通讯》了。

如果您给我回信，也许，请给我谈一些能使我感兴趣的东西。

您的学生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我的地址：索邦街十二号。

 【读与评】

 这封信，由于是“致吉比乌斯”，其意义就与一般书信大不相同了。因为吉比乌斯非寻常人，她是早期俄国象征主义的著名诗人之一。1908年，曼德尔施塔姆年仅17岁，还未进入大学深造，但是他已经发表了包括《一枚果实从枝头脱落》、《金箔闪闪发光》和《Silentium》等在内的多首重要诗歌。可以说，他当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诗人”，而且是闪耀着金光的天才诗人。

 象征主义作为俄国重要的现代主义流派，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夫妇更是象征主义的扛鼎之人。1892—1893年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了象征主义的理论奠基之作——《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此后，以勃留索夫、巴里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和勃洛古勃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和以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象征派”(自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在致吉比乌斯的信中，曼德尔施塔姆特别提出，与吉比乌斯进行交谈一直是他的“一种需求”，他甚至也不否认吉比乌斯对自己“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无法走象征主义者相同的道路，尽管他的起步可能受到了象征派的影响，但是第一步迈出之后，就分道扬镳了。因为这吸引竟然是同时具有排斥性的，他感觉到了某种将自己与象征主义者隔离开来的距离。以后，曼德尔施塔姆将会作出进一步的阐释，指责象征主义诗人们所推崇的“形象像标本似的被掏去了内脏，充塞了别的内容”。象征主义诗歌闪烁其词的表达方式和对物质本体存在的刻意曲解和神秘化倾向，使新一代诗人(阿克梅派)对象征主义产生了不满，曼德尔施塔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诗人的确需要用联想的方式赋予词语意义，但是联想必须符合逻辑性，词语的多义性本身应该是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实际形成和存在的多义性。

 吉比乌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是象征主义诗歌中的方向之一。年轻的曼德尔施塔姆在信中指出，宗教文化的确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但是这种魅力对他既有吸引也有排斥，因为对他而言，宗教文化与社会关系毫无关联，更多的是个人的体验。既然如此，把宗教体验纳入社会体系，使得诗歌呈现出与现实脱离的弥撒式神秘感。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在《石头集》中，也将基督教纳入了自己的诗歌之中。但是基督教题材的频繁出现，并不是出于他对于宗教的迷恋，而是因为他知道基督教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整个世界文化链条中不可砍断的一环。为了维护统一性，他不得不将基督教纳入了自己的诗歌体系。

 1908年的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完全确定自己的方向，但是他已隐隐地感觉到了，他所走的，必然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因为，他“对生活、信念、爱情有着更强烈的爱”，这种爱与“上帝”无关。而实际上，生活也必将以一种迥异于象征主义的面目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将要在此后30年间曼德尔施塔姆的著作中频繁出现的“音乐”、“文化”、“希腊”等关键词，在这封信当中已经出现了。这说明，年轻的曼德尔施塔姆，对自己将来的方向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