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安·阿赫马托娃

在季托夫的中篇小说《瓦西里岛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1829)中，描写瓦西里岛北端的细节令人大吃一惊。

“谁偶然有机会在整个瓦西里岛上溜达一圈，毫无疑问，他将发现全岛各端很少有相同之处。譬如南岸一字排开，耸立着一座座巨大的富丽堂皇的石砌建筑物，而可望见的彼得岛的北端却是一条深入海湾死水的窄长的地段。愈接近这一端，石砌楼房就愈稀少，它们逐渐为小木屋所替代，这些大屋之间荒弃的空场随处可见，最后连木屋都完全绝迹。您从一行宽阔的篱笆旁走过，其左面尽头是一片小树林，它把您引向最后一座山冈，上面装点着一两间孤零零的小屋和几株树木；一道长满高高的荨麻和牛蒡的沟壕把山冈和防洪土堤分开，往下便是一片与海滨连在一起，如沼泽般泥泞的草地。夏天这些荒无人迹之地一派凄凉，而冬天尤甚，当草地、大海和覆盖对岸彼得岛的针叶林全被埋进灰蒙蒙的雪堆中时，那时候就像进了坟墓。”

但是，对作者天天见到的瓦西里岛南端，他没有说出一句生气勃勃的话语，而对从无人迹的北面他几乎哀伤哭泣，夏天阴忧的景色令他忧郁，并把冬天想象得更为凄凉，将它比作坟墓。我们得知右边怎么样，左边怎么样，感觉到脚下土地的泥泞，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从四轮轿式马车的窗户里，甚至不是从无篷轻便马车上看到的。作者对瓦西里岛北端如此关注，甚至都没有留意到大海。彼得堡对他来说全然不存在。杜马大楼上的钟声会使你仿佛出乎意料地哆嗦一下，因为这里既没有涅瓦大街，也没有中心商场，既没有宫殿，也没有堤岸街。对假日岛的描写似乎与情节毫无关系，并且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如此详尽地在中篇小说里被描写过。

鲍·维·托马舍夫斯基在专著《普希金的彼得堡》中把中篇小说中的这一地点与《青铜骑士》中对涅瓦河之滨的描写紧密联系起来。

大海滨望得见一个小岛。有时候

迟归的打鱼渔民

拖着鱼网在此系留，

煮他那简单的晚餐，

或是星期天划船游逛的

官员到此参观那座

荒无人烟的小岛。那里

寸草不长，洪水泛滥

波涛汹涌。冲倒

破旧的小屋。水面上

只剩下它，有如黑灌木。

去年春天那堆破烂被人

用船运走。一派荒芜，

一切尽毁。石滩旁

人们找到了我的疯子，

他那冰凉的尸体就在此地

看上帝的面上被埋葬。

根据我们坚定的看法，1830年的《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中一些费解的片段也应该认为与此事是有关联的：

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

在悄悄地折磨我的心，

而已渐渐模糊的痛苦

又像幽灵般向我袭击；

当见到随处可见的人们，

我就想进荒无人烟处，

我痛恨他们虚弱的声音——

此刻我想拼命地飞往的

并非光明之邦，那里天空

显现一片难以言状的蔚蓝，

那里大海用温暖的海浪

拍击着发黄的大理石岩，

而月桂和深色的柏树

在室外郁郁葱葱地生长，

那里庄严的塔索吟诗高歌，

那里即使如今在夜色昏暗中

那震响的山岩还远远地

把海上游客的八度音回荡。

那习见的幻想使我飞往

北方那寒冷的波涛，

在翻腾的白浪中间

我见到一个开阔的小岛。

啊，凄凉的小岛——荒岸上

长满了寒冬的越橘，

覆盖着枯萎的苔原，

受着冰冷浪花的冲刷。

……

在这一片段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无论是对普希金来说极不寻常的、突发性的、赤裸裸的对痛苦的无法忍受(这种哀怨对于成熟时期的普希金抒情诗，并没有代表性，它只能与1828年的《回忆》相比)，还是为了纪念某件事而打算放弃最朝思暮想、最珍爱的生活理想——意大利，更确切地说，是对意大利的向往，以及对被上帝和人们所遗忘的北方大自然最荒凉一角的细腻描写，而所有这一切用的都是悲惨的调子，而不是用现实主义那充满活力的方法(如在《奥涅金的旅行》中那样)：

我需要的是另一番景象：

我爱黄沙漫漫的山坡。

小木屋前的两株花楸树，

篱笆门和坍塌的围墙……

……

佛拉芒派的各色垃圾！

应该用《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的片段与《奥涅金》的第一章作比较，其中有着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可以设想，作者打算使用已被打破的结构。在那首诗中，普希金为了纪念意大利而放弃了彼得堡、白夜等等：

可是在夜晚的欢娱中，

塔索八行诗的音调更悦耳！

为了描写涅瓦河的白夜，普希金选择了格涅季奇《渔夫们》中的一大段文字作为注释。其中提到了“涅瓦河的苔原”(“……涅瓦河的苔原上送来一阵凉爽……”)。这样的词句在1830年的片段中又重复出现过(“覆盖着枯萎的苔原……”)。

彼得堡对普希金来说，永远是北方。当他作诗时，仿佛总是处于某个遥远的南方。尤其是《片段》，一望而知是写于鲍尔金诺(1830年10月)的。

在《奥涅金》第一章(1823)中，诗人那么优雅地宁愿用彼得堡而换取意大利，可是后来一种绝望的冲动(1830)却迫使他放弃了这一朝思暮想的理想。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直至今日我们确实不清楚五名被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葬地。但都认为，雷列耶夫的遗孀确切知道墓葬的地点。这就是假日岛，也就是瓦西里岛的北端，一条狭窄的小河斯莫连卡把它和岛上的所有土地分割开。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死刑后不可避免地应该立刻出现的各种比较可靠的传闻中。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止地折磨着普希金。从他的诗篇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怎样关心那些尚活着的十二月党人的(参阅普希金的通信《寄语》：“在人间幽暗的地牢！”)。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他对那些牺牲者的态度。

最初提到他们，是在普希金得知这一悲惨事件后(即1826年7月26日)立刻动笔的《奥涅金》第六章中。第六章完成于1826年8月10日。在那里雷列耶夫的名字与库图佐夫和纳尔逊的名字相提并论，连斯基可能“像雷列耶夫那样被绞死”。然后是绞刑架的图画——画在1828年《波尔塔瓦》的草稿上和在司各特的《艾凡赫》一书上，此书是普希金1829年3月8日在波尔托拉茨基庄园赠与阿·拉缅斯基的(连同《奥涅金》第十章的引诗)，以一句“有些人已然不在，另一些人又远在天涯”结束了《奥涅金》(1830)。普希金不必回忆他们： 他简直无法把他们忘怀，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者。

我不容许这样的见解，认为他们的葬地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从伊·利普兰季的回忆中知道，普希金是如何寻找马泽帕的坟墓并详细向135岁的哥萨克伊斯克拉打听坟墓的情况，后者“未能向他指出适当的墓穴或是地点”……普希金“没有死心……又问是否还有像他这样了解情况的老人们”。而从《波尔塔瓦》的原文中我们知道，他多么可惜没能找到它(“一个沮丧的外地人在那里徒劳地寻找乌克兰首领的坟墓”)。普希金写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坟墓和库图佐夫在喀山大教堂的坟墓。至于被处死刑的科丘别伊和伊斯克拉的坟墓，关于这一点不得不再次忆及，普希金总是把尼古拉一世当作他伟大先祖彼得一世的范例。每位读者很容易就能记起：“请在各方面和祖先相似吧。”(《四行诗节》，1826)于是我们在普希金对《波尔塔瓦》的注解中读到：“伊斯克拉和科丘别伊被斩去首级的尸体交还给了亲属，并被安葬在基辅大修道院里。在他们的坟墓上刻有如下墓志铭：‘ ……1708年，7月15日，在白彩尔科维那边的博尔夏戈夫察和科夫舍夫村的哥萨克刑场上，高贵的首席法官瓦西里·科丘别伊和波尔塔瓦哥萨克团上校约定·伊斯克拉被斩首。他们的尸体7月17日运抵基辅，并于当日安葬在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普希金毫无疑问在此痛苦谴责尼古拉一世，他不仅不把被处死的十二月党人的尸体交还给亲属，而且还下令把他们埋在了某个荒无人烟之处。

而在那里，也即在《波尔塔瓦》中：

但两座坟墓保存了下来，

两个受难者的遗骸长眠于此。

在年代久远而虔诚的坟墓间，

教会平和地收容了他们。

而且这是写在画满被处绞刑的人们画像的《波尔塔瓦》草稿上的。普希金有意引用当时斩首者的尸体被还给了亲属的准确资料，以便再次提醒沙皇，如何在类似情况下按传统办事：“教会平和地收容了他们。”而且不仅教会本身，还有东正教中心和俄罗斯最伟大的圣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千里迢迢来朝它顶礼膜拜。我得提醒一下，普希金指的是刚被处死的那些国家罪犯。

顺便说一下，写下这些话的诗人，两年后直接与《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的片段一起，使祭扫墓地的人们确信，作者同往常一样不容改变的庄严言词是正确的：

有两种感情令我们异常亲近，

使我们的心灵从中获取养分：

一是对故土的爱恋，

一是对祖坟的情意。

令人精神振奋的圣物！

仿佛大地无它而荒凉，

犹如一片荒原

和一座没有上帝的祭坛。

尼·瓦·伊兹梅洛夫在指出普希金对墓地的态度时，只说到了宅园旁的祖坟(这里还可补充《途中的诉怨》：“不在世袭的洞穴里，不在父辈的坟墓里……”)。这当然对。但是当达吉雅娜说她为了：

那座平平常常的坟墓，

那里埋葬着我可怜的奶娘。

如今坟头上只有十字架

和枝叶的一片阴影……

准备抛却一切的时候，当冬尼娅来到驿站长墓前的时候，当马利娅·伊万诺夫娜离开要塞前去同葬于教堂旁的双亲的坟墓告别(普加乔夫的牺牲品？！)的时候，这已经不是祖坟了。普希金在这里向自己的意中人献出了自己最丰富的思想感情。

普希金完全赞同关于遵守教规者的坟墓是国之瑰宝和诸神的祝福的古希腊罗马崇高的宗教观(参阅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从《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那费解的片段中我们得知，普希金回避了一些话题，它们涉及一件他极为看重而又被人们以不适当的方式议论的事情。他用“上流社会”，也就是社交界这个词，说明这并非他的私事，因为在社交界，当着当事人的面人们是不会谈论这些私事的。诗人虽然打算回避，但目光却没有往别处盯，甚至也没有朝自己奉若神明的意大利看，而是望着某个覆盖着苔原的北方小岛，那小岛与他三年后“为了上帝”把自己的叶甫盖尼·叶泽尔斯基埋葬的地方毫厘不爽地相似。

在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0章的一些诗句中，所说的是十二月党人的事情——对运动参加者们进行了评述。

对《奥涅金》来说，场景的转换、变化是本性所固有的： 对连斯基的嘲讽几乎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其生命最后一刻。但普希金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和悲痛哀悼他，并在第7章中重提这一点。在没有收入第6章的诗句中，普希金把他写成参政院广场起义的可能参加者：“或是像雷列耶夫那样，被判以绞刑。”(第6卷，第612页)可以相信，他们的坟墓也没有被遗忘。

罗森男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如何沿海滨寻找那五位被处死的朋友的坟墓。普希金对这一地点所流露出的悲伤的关注和三次描写到它(《小屋》，1828年；《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的片段，1830年和《青铜骑士》)，使我们可以推测，他也曾在涅瓦河之滨寻找过那座无名氏的坟墓。

《跟谁结婚？……》这首短诗在塔·格·齐亚夫洛夫斯卡娅(津格尔)没有考证出是《奥涅金》中的诗节之前，曾被认为是首独立的诗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也可以认为那些被删改过的手稿很可能是《奥涅金》中的诗节。同样，《当往事的回忆有时候……》的片段也是这种近于完成的诗节：

那习见的幻想使我飞往

北方那寒冷的波涛，

在翻腾的白浪中间

我见到一个开阔的小岛。

啊，凄凉的小岛一荒岸上

长满了寒冬的越橘，

覆盖着枯萎的苔原，

受着冰冷浪花的冲刷。

我相信，谁也不会去争论，这一残篇是否根据《奥涅金》诗节的所有规则写成的。在最后四行诗中，代替《奥涅金》的环抱韵(abba)的却是交叉韵(abab)。

不过要知道，这是被改而又改的草稿，至于普希金后来由此写成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开始时片段完全没有经过加工，而且还把1827年完成的一首诗(《谁知道天空闪闪发光的地方……》)也增补其中了。

在《波尔塔瓦》草稿上画有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写道：“我也有可能像个侍从丑角。”而在致乌沙科娃的诗中：“假如我被绞死，您可为我叹息？”(1827年，第3卷，第56页)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12月14日的牺牲者了。他觉得，涅瓦河之滨的无名墓，几乎就应该是他本人的坟墓：“狂暴的天气把我那脆弱的小船冲到”了那里。

 

 【读与评】

 在俄国的文学史上有两个前后相继的重要时期，一个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另一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普希金和阿赫马托娃分别是这两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代表。他们都是天才型的诗人，他们的诗才也都得到了世人的肯定。他们都是典型的俄罗斯诗人，心系祖国，心系人民，与时代的脉动紧密相联。

 阿赫马托娃生活的时代，是俄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岁月——俄国经历了从沙皇专制制度到苏维埃政权的转变。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转变，新的文学文化评价标准也随之建立起来。国家要求一切文学创作都要为无产阶级文化事业服务。许多诗人的作品都受到了新的评价。此时，阿赫马托娃的作品遭到了“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与一些评论家的抨击。他们认为她的作品散发着“时而是修女，时而是荡妇”的气息；是脱离新的“俄罗斯”，隶属于旧的“俄罗斯”的诗篇。阿赫马托娃被勒令不许发表诗歌，一个诗人失去了写诗的权利……

 面对曲解与不公正的待遇，阿赫马托娃陷入诗人生涯的绝境。怎么办？不能写诗的她决定将诗才与精力转向学术研究，而她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也是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其少年时的偶像——普希金。阿赫马托娃对于普希金的研究，在方法上突破了以往学者主要从非文学立场上对普希金进行阐释的方法，开创了新的道路。她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主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普希金的创作进行研究，发表了包括《普希金的最后一篇童话》和《〈金公鸡的故事〉和〈沙皇目睹了……〉》等文章。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结合文本的解读，对研究对象及时代背景进行考察，主要讨论了普希金的生活以及他与当时环境的冲突。《普希金与涅瓦河畔之滨》就是她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研究文章。

 《普希金与涅瓦河畔之滨》谈的是普希金与整个彼得堡的关系。在散文中，阿赫马托娃引入了多个普希金的文本片段。她的切入点是“一个地点”——普希金的多篇诗歌中都涉及一个地点，即瓦西里岛的北端。阿赫马托娃通过对这一地点的关注，进而挖掘出地点背后的故事——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从而透视出普希金的一些思想。

 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十二月党人深受普希金诗歌的影响。普希金1818年写出的诗歌《致恰达耶夫》，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决心，具有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此诗的最后一句“在专制暴君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后来被十二月党人刻在他们的秘密徽章上。而散文《普希金与涅瓦河畔之滨》中主要涉及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哀悼。这一切，在关于普希金生平介绍的一些书籍中都有记载：1826年，十二月党人在新的沙皇尼古拉继位时，发动起义，意在推翻沙皇政权。起义以失败告终，5位起义领袖被判死刑。当时普希金由于被流放，恰好不在彼得堡而逃过一劫。普希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起义，然而他的思想却与十二月党人同行。十二月党人在被捕时，很多人身上都有普希金的诗稿。在审讯的过程中，也不断能听到他们提及普希金的名字。要犯别斯士舍夫说：“我是在读了普希金的一些手抄诗后产生自由思想的……”斯坦吉尔写道：“在有文化的年轻人当中，谁没有读过，又有谁不赞赏普希金的自由诗歌呢？”……当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而把普希金招回时，普希金并没有就范。他向沙皇表示：如果我当时在彼得堡，我会坚定地站在叛乱者的行列里。

 十二月党人的死，似乎象征着普希金的理想已经被现实戕害。十二月党人的死，比让普希金自己牺牲更使他悲痛。普希金的战友们离他而去了，他自己却还必须活在这个世上，活在尼古拉严密的监视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以忍受的？普希金感到透不过气来。为了表达对朋友们的追念，他相继写了《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对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普希金还亲自去寻找十二月党人的墓地(文中提到的瓦西里岛北端)，致以敬意。散文《普希金与涅瓦河畔之滨》正是从一个侧面对这一时期普希金思想与社会活动的如实记述。

 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马托娃则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关注他们两人之间穿越时空的神交，是很有意义的。阿赫马托娃对普希金的兴趣由来已久，并贯穿着她的一生。虽然阿赫马托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择研究普希金并非出于主动，但恰恰是这一时期她所处的环境，使她在分析普希金的作品与思想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解读。普希金在十二月党人死后，正处在自己内心最为彷徨的时候，而写作《普希金与涅瓦河畔之滨》时的阿赫马托娃也处在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这个情况无疑为她深刻理解普希金打开一扇新门。阿赫马托娃理解，普希金身上最大的矛盾，实际上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对祖国的爱，以及对不平等现实的反抗之间的深刻矛盾。在阿赫马托娃自己身上，也有着对自我理想的追逐，对祖国的爱和现实对她造成的不可摆脱的痛之间的矛盾。这似乎也是很多优秀俄罗斯诗人共同的困境。

 阿赫马托娃对普希金的研究，包含了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崇高敬意。而她以诗人的眼光，用随笔性的文字来阐释其学术的见解的文章，为其他研究者作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