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斯诺

约莫三年前，我把一个久久萦怀于心的问题概括地写了下来。这个问题我回避不了，因为它直接与我的生活环境相关。我免不了要思考的几桩事都出于这个环境，出于一些偶然的机缘。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多半目睹了同样的事情，我想也会发表大同小异的评论。这恰巧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论学位，我是一个科学家；论职业，我是一位作家。这就是我总的经历。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说起来这是一桩幸运的事。

一个人的履历是无关紧要的。只需要提一提他过去在大学念过书，在科学活跃的时代曾在伦敦作过一点研究。有幸就近目睹了物理学最富于创造的时期之一的盛况。而且这一切发生在倒霉的战争期间——包括在1939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在凯特里车站的便餐室遇见布雷格，这对我实际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我能够，事实上从道义上讲是被迫，一直保持着那种就近目睹的地位。因此，30年来我同科学家保持联系，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作为实际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在这30年里，我努力把不吐不快的东西写成了书，经过一段时间便置身于作家之列了。

我有不少日子是这样度过的：白天同科学家一道工作，晚上则和文艺界的一些同行一起，自然是谈论文艺。不用说我在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都不乏知心朋友。正是由于同时生活在这两个圈子之中，而且频繁地往来于两者之间，早在我用笔写在纸上之前，我便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了；我慎重地把它叫做“两种文化”。我老出入于两个圈子，知道他们的才智相当，同属一个种族，社会出身大同小异，挣得同等的收入，但这两部分人几乎互不交往，在知识结构、伦理观念和心理状态上很少有共同之处，以致宁愿横跨海洋，不肯从伯灵顿馆或南肯兴顿到恰尔西。

事实上，这走得比横跨海洋更远。跨过几千英里的大西洋之后，人们发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有一群说着同一语言的人，与恰尔西区的人相似，二者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士很少交往，好像科学家是些只会讲西藏语的人。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这儿才有，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的某些特殊性，此间略有些夸大；而由于另一个英语社会的特点，又有些缩小。但总的说来，这个问题在整个西方都存在。

我想以此表明事情严重，虽然我脑子里思考的不是牛津大学的某个名人到剑桥大学赴宴的这个有趣的故事。我听说这个故事讲的是A。L。史密斯，大约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我猜想地点必定在圣约翰学院或三一学院。史密斯坐在校长旁，也许是副校长的右边，他生性喜欢和在座的所有人攀谈，尽管邻座人的面部表情并不给予他鼓励。他朝坐在正对面的一位牛津出身的形色快活的先生搭讪，得到的却是一声咕哝。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有人向另一个人问道：“你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莫名其妙。”听了这话，连史密斯也沉不住气了。幸好校长从中应酬敷衍使他免于尴尬，说道：“哦，他们是数学家！我们从不和他们交谈。”

是的，我想以此表明事情严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理性生活正愈来愈明显地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极。我所说的理性生活也包括我们现实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我绝不认为两者在深层意义上能够区别开来。关于现实生活，我在后文还要谈及。这对立的两极，一极是文艺家，在不引人注目的场合，他们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目中无人。我记得G。H。哈代曾在30年代的某个时候带着有些不解的神情对我说：“你可注意到而今‘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怎样在使用吗？好像有了新的定义，不再包括像拉瑟福德、埃丁顿、迪拉克、艾德里安或者像我这样的人。真有点儿怪，你看是不是？” 

文艺家在一极，另一极是科学家，尤以物理科学家为典型代表。两极之间隔着一道互不理解的鸿沟，特别是青年人，有时甚至产生敌意和嫌恶，但多数情况是缺乏理解。他们相互怀着一种有趣的被歪曲了的对方形象。他们所持的看法迥然不同，很难找到共同点，甚至会达到动感情的地步。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轻率，夸夸其谈。让我们以托•斯•艾略特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吧，我们会听到他说起振兴诗剧的愿望，对此我们不抱什么希望，但他会感到满意，他和他的同行愿意为出现一位新的基德或格林而准备土壤。这就是他的语气——谨慎而有节制，文艺家擅长此道，这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特有的克制调门。他们听到的则是大得多的嗓门，以拉瑟福德为典型代表，他会高声说：“这是科学的崇高时代！这是科学的伊丽莎白时代！”我们许多人都听见了这话，以及除此之外的许多谦和的言论；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在拉瑟福德心目中谁将扮演莎士比亚这个角色。无论文艺家如何动脑筋都难以理解：他说的话完全正确。

“这就是世界完结的方式，不以一声巨响而以一声呜咽。”（顺便说一句，科学家绝不会作这种预言。）以这句诗同拉瑟福德有名的巧妙回答作个比较吧：“走运的家伙，拉瑟福德！他总是站在波峰浪尖。”“是呀，是我掀起的浪潮，不是吗？”

非科学家怀着根深蒂固的印象：科学家盲目乐观，不明白人类的处境。另一方面，科学家深信：文艺家完全缺乏远见，特别对自己的同胞无动于衷，从本质上说是违反理性的；他们醉心于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等等。稍具抨击别人的本领的人都能在背后发一大通类似的议论。两方面的看法都不全然是无稽之谈，皆具有破坏性，大半是由于有害的误解引起的。下面我分别谈谈其中最深刻的两点误解。

首先谈谈科学家的乐观主义。这种指责经常被提出来，几乎成了陈词滥调；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包括当今一些最敏锐的非科学家。但这种指责产生于个人经历与社会经验之间的界线不分，把个人的处境与社会的困境混为一谈，我熟悉的大多数科学家感到——同我熟知的非科学家一样感到——我们个人的处境是悲剧性的。大家都很孤独，有时我们以热爱、慈爱或者创造性的活动来逃避孤寂，但是人生中这些成功的逃遁只是我们走在黑暗的路径时自己制造的光束，我们大家都孤苦伶仃地死去。我熟悉的科学家中有人信奉天启教，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悲剧感也许不那么强烈。我说不准。就大多数富于感情的人而论，不管他们多么振奋和喜悦，他们的性格——人生的稳定力量的一部分——似乎坚强些。对于我最熟悉的科学家是如此，对别的任何人也一样。

但是，几乎他们所有人——这正是希望之真正所在——不明白为什么仅仅由于个人处境是悲剧性的，社会处境也必然可悲。我们大家都孤寂，孤苦伶仃地死去。不错，那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但我们的处境有许多东西是不取决于命运的，如果我们不抗争，我们便不完全配做人。

譬如，我们人类的大多数都营养不良，过早地死去，直率地说，这就是社会的困境。人们在孤独中目睹了这种景象而陷入困惑，这使人感到无能为力，听任奇特的悲剧上演，让别人挨饿。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科学家比别人更少地陷入这种困惑，他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要试试有什么办法可想，并且倾向于认为能够办得到，除非事实证明行不通。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精神是我们其余人特别需要的。

正是这种善良而又坚毅地要站在自己同胞一边奋斗不息的精神，使科学家认为另一种文化人的社会观是可鄙的。他们之中确有人把问题看得太轻而易举了，但那仅仅是一部分人，不能视为科学家的代表。

我记得曾被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一再追问：“为什么大部分作家在金雀花王朝采取了显然是野蛮而又过时的社会观点？20世纪的大多数名作家不也一样吗？叶芝，庞德，温德姆•路易斯，他们大多数人左右过我们时代的文艺方向，他们难道不仅是在政治上愚蠢而且还是令人厌恶的人吗？他们所代表的一伙人的影响不正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更加临近吗？”

我当初那样认为，至今也一样，正确的答案不在于徒劳地进行辩解。按照我所信任的朋友的观点，说叶芝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伟人，这没有用。要想否认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没有用。诚实地说，问题在于20世纪初的某些艺术家与当时的瞎胡闹地反社会思潮之间存在过某种联系，而这一点文艺家迟迟未看到。那就是我们之中一部分人背弃艺术、企图自辟新的或不同的途径的诸多原因之一。（更确切地说，我们当时感到文艺风尚出了问题，不再对我们有益了。而且由于文艺风尚正好与邪恶的或荒诞的社会思潮携手并进，我们的那种感觉更得到了加强。）

虽然不少文艺家曾在一个时期左右过文坛，但那早已成为过去，或者至少情形已大不一样了。文学的变化比科学的来得缓慢，不具有像科学自身的那种抑制矫正力量，因此，它的迷途时期要长久些。科学家要是老以1914年至1950年之间的情形来看待作家，那就不妥了。

以上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两大误解。自从我开始谈论这两种文化以来，我一直是持着某种批评观点的。我的大多数科学家朋友认为我的看法有些道理，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还在创作的文艺家也一样。但是，一些十分务实的非科学家与我有分歧。他们认为我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要像我这样谈问题，应当说至少存在三种文化。他们争辩说，尽管他们不是科学家但他们与科学家的思想感情颇有共鸣。同科学家一样，他们认为当代的文化艺术没有什么用处，甚至还看得更过头一些。J。H。普卢姆、阿兰•布洛克以及我认识的别的一些美国社会学家说，他们坚决反对把自己与那些人划在同一文化范畴，那些人与他们至死不相往来，或者把他们视为在忙着制造一种没有社会希望的气候的人。

......

【读与评】

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讲稿全文共四部分，分别为“两种文化”、“知识分子——天生的勒代特”、“科学革命”和“富人和穷人”。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后来这篇讲稿被作家编入自己所著的《两种文化》一书。

文学与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文学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而科学则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两者均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学与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文艺家与科学家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彼此难以认同。

文中，斯诺把文学与科学称为“两种文化”，从此“科学文化”一词也随着他的这篇演讲而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斯诺说，尽管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代表也“才智相当，同属一个种族，社会出身大同小异，挣得同等的收入”，但是“这两部分人几乎互不交往，在知识结构、伦理观念和心理状态上很少有共同之处”。由于缺乏沟通，双方产生了很多误解。非科学家认为科学家“轻率，夸夸其谈”，“盲目乐观，不明白人类的处境”；科学家则认为非科学家“完全缺乏远见，特别是对自己的同胞无动于衷，从本质上说是违反理性的；他们醉心于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眼前的存在”。这种误解普遍而广泛地存在，最终导致了科学界和文艺界之间互不来往。

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读书少，“当然在读狄更斯的时候，或读任何我们所珍重的作家，他们都仅仅在向传统的文化表示敬意而已”，“至于那些在大多数文艺人士看来有如黄油面包不可缺乏的小说、诗歌，戏剧、历史，他们几乎从不问津”。科学家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是缺乏兴趣的问题，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整个的传统文化于这些兴趣不甚相干”。他们认为，文艺界的人“更加自负，迄今为止自命不凡，将传统的文化视为‘文化’的全部，仿佛不存在自然科学的地位，仿佛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仿佛自然科学的大厦不是人类心智共同建成的最美妙的杰作”。两种文化的分化最终造成了极为错误和狭隘的知识认知体系。

本来能够通过互相的才智交流、思想碰撞而产生灵感火花的两群出色人物，就这样彼此封闭在各自的领域里，互相敌视。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斯诺最后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学校教育太专门化了。但同时谁都感到任何人也无法加以改变。”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斯诺对“两种文化”逐渐深入的探讨过程。斯诺由当今普遍存在的科学界与文艺界之间互不往来的这一事实入手，指出这一现象乃导因于两种人群之间存在着的极大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是由于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文化缺乏重视，没有从认知体系上把对方的知识当成自身必备的素养来看待；最后斯诺将这一切归为一点，即学校的教育制度不完善。

总体而言，本文是一篇论说气息较浓的散文。全文紧紧围绕“两种文化”这个题目而展开，语言平实，条理清晰，不蔓不枝，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又环环紧扣，论证透彻，观点极具说服力。

这篇讲稿曾轰动一时。斯蒂芬•科里尼曾就这次讲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说过一段话：“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或许，在观念中引起的革命正是这篇文章真正的意义所在。从此，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论，也随着斯诺的这篇演讲而蔓延开去，至今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