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随笔》序/斯坦贝克

从前打过这样一场战争，但由于年深月久，比起别的战争和另外一种战争来它又那么不起眼。以致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也不免将它遗忘。我说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使用铣甲强弩的“克莱西之战”和“阿让库尔之战”之后，而在扔到广岛、长崎的试验性原子弹略施小技以前不久。

我也曾经历了一下那场战争，可以说只是去参观了一下吧。因为我身穿战地记者服装，当然不会去打仗。饶有兴味的是，我对那场战争已记不太分明了。重读这些当年怀着激情发出的通讯，荡然无存的影像和情感忽又联翩而至。

也许把灾难遗忘掉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看来战争的确是人类容易忘却的灾难。如果我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那么让记忆长存才有益，但我们偏不去学。据说古希腊每隔20年至少要打一次战争，因为每一代人都得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看来，必须忘记或千万别再耽迷于那种残忍的胡闹。

不过，我说的那场战争也许值得记住，因为这是最后一次那样的战争。美国内战曾被称为最后一次“君子之战”，而所谓二次大战则无疑是最后一次历时长久的全球战争。下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愚蠢得听任其爆发，那就是最后一次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到那时将无人幸存来回忆了。如果我们真是如此愚蠢，那么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就不配生存。物竞天择，许多别的生物已从地球上消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能逃脱这万古不易的自然规律；过度的军备、过度的骄奢，特别是过度的一体化预示着行将灭亡。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人》里用了“胜者被败者的累累尸骨压死”这样一个反论，这真是可怕而又可能。

然而，无论多么可能，也只是猜想而已。说来也怪，在我模糊记忆里的战争，已像猜想一样朦朦胧胧。我的朋友杰克•瓦格纳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弟弟马克斯则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杰克偏爱自己了解的战争，言必称“了不起的战争”，但他的弟弟听了却很讨厌。自然，“了不起的战争”只是你所了解的战争。

但是，你现在了解它吗？你还记得它吗？战争的规模、人的观念、恐怖，对了，也还有欢乐喽，你都记得吗？我不知道经历过战争的人还有多少能记忆犹新。

自从这些通讯仓促脱稿，用电话隔海传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他许多报纸的特快消息发表之后，我就和它们暌别了。那个年月是战地记者写书的黄金时代，但我忍住了冲动，我认为，或者说曾经认为，这些通讯除非在未来20年内还有真实性，否则也只配留在泛黄的旧报合订本里。现在我拿出来发表，完全不是我的初衷。过了这么多年，再把它们披览一过，我不仅看到我遗忘了多少，还认识到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态度是传统的，情感冲动是浪漫的，从在它们之后发生的一切来看，也许还是不准确、歪曲和褊狭的。

这些通讯所记述的都实有其事。但重读之余，我的记忆又复活了起来，浮现出另一些也确实发生过却未予报道的事。这些事没有报道，部分是制度问题，部分是传统原因，而主要是因为有一种被称为“一切为战”的大而空的东西。妨碍或违反“一切为战”的自然是坏的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由记者自己去判断。他们一旦忘情，破坏了任何一条规矩，那么新闻检查官、司令部、报纸以及最有约束力的，也就是有战争观念的老百姓、“鹳鸟俱乐部”、《时代》周刊和《纽约人》这些不打仗的“兵团”，就会迫使记者就范，不然就以危及“一切为战”为理由建议记者离开这块地盘。公众团体协助研讨战术和后勤，母亲组织去监督品行，我说的品行不只是性道德，还有要钱、鬼混这样的一般问题。保密是个特别领域。也许20年来我们在保密方面十足有害的歇斯底里就萌生于那个时期，当时我们过分注重保密，起初是怕走漏运兵船航行消息会引来成群敌潜艇，倒也合乎情理。谁知从那时起便难以控制，结果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能查阅的资料也成了严守的机密，最严守的机密说穿了是众所周知的。

我不是说记者们都煞费苦心，被迫服从行动准则，他们大多头脑里就有一本行动准则，甚至据“一切为战”而给自己划框框。海盗书局决定把这些通讯结集出版，并建议我：既然现在一切限制都已取消，就应该把发稿地点的“某地”改成事件发生的明确地点，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当时过分保守机密，以致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些事究竟发生在哪里。

......

由于还有价值可言，或者还能旧梦重温，才有了这本集子。这些时代的产物，这些海外奇谭，这些对一个时代和不复再有的态度的乏味的回忆，这些对一场我虽目睹却又不信的战争的一部分所作的悲哀而滑稽的记录。它们因捏造的壮观而不真实，令人读后感到像克莱西之战和邦克山之战、葛底斯堡之战的战争画一样。尽管一切战争都是作为思维动物的人类的失败的征兆，但在这些记忆中的战争里，总还有一点豪侠气概，一点勇敢和一点仁慈。死了自不必说，一个人残废而活着，他该不会把致残的原因当礼物带给他的孩子们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恐惧的煎熬，然而也只是恐惧而已，没有从恐惧中产生出好的结果。恐惧的产物是在我们的蒙昧中滋生的残忍、欺骗和怀疑。我们用试验的炸弹毒化空气，恰如用恐惧，莫可名状的、愚蠢的、毒瘤似的恐怖，毒化我们自己的灵魂。

这个集子里的短文是在压力和紧张中写成的。重读之后，我最初的冲动就是要去更正、修改、润饰，删去冗繁，但我又想，它们的粗糙正是新闻稿直接性的一部分。它们像邪恶的巫婆和善良的仙子一样真实，像任何神话一样，经过剪裁，逼真、耐看。

打过这样一场战争，很久以前——从前。

【读与评】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于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汇只能通过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来领略个大概，关于战争的任何感悟都可以被评价为“隔靴搔痒”。对于一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人来说，战争(特别是那些规模宏大的国家性、世界性战争)也许是令人神往的，如果他们“有幸”生于战争年代，必定会建功立业，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战争或许也是令人振奋的，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很多令人头痛的分歧和争端；战争更可能是令人激动的，正因为战争才会造就出那么多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和缠绵悱恻的浪漫爱情，成就了诸多的文学巨著……但是，对于那些真正亲身经过战争的人来说，用“灾难”二字来形容它，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就曾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他于战后50年代将自己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欧洲战场通讯进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战地随笔》。

《战地随笔》的《序言》与它的正文同样精彩而美妙，斯坦贝克一开始就告诉他的读者们，“也许把灾难遗忘掉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看来战争的确是人类容易忘却的灾难”。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坚持并努力不去忘掉，也希望大家不要忘掉，这样做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必须“从灾难中学到什么”。讨论如此严肃的一个话题，会有许多种抒写表达的方式，而斯坦贝克却选择了表面看上去最不“般配”的一种叙述方式——幽默的文笔。比如，文章甫一开篇，他就用了“我说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使用铁甲强弩的‘克莱西之战’和‘阿让库尔之战’之后，而在扔到广岛、长崎的试验性原子弹略施小技以前不久”这样一句话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当谈到自己那被无数人崇拜、尊敬的战地记者这一光荣的身份时，他只是客观、甚至有些慵懒地写道：“我也曾经历了一下那场战争，可以说只是去参观了一下吧。因为我身穿战地记者服装，当然不会去打仗。”而当提及那场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战争时，斯坦贝克就不仅仅只是表现出他惯有的幽默来了，他还将自己敢于说真话、敢于批判现实的本性(或者称之为“记者”的职业精神)表露无遗。他先从自己在战时所从事的职业开刀，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记者们的报道原则大致归纳出三条： 一是“美军里没有胆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 ；二是美军“没有残暴的、功名心重和无知的指挥官” ；三是“500万正常的、年轻力壮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为战’时期改了好色的积习”。在紧随其后的文字中，读者很快就会见识到斯坦贝克先生的坦率和大胆——“我们知道一个英名冠世的将军频频更换新闻发布人员，因为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头条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一个海军中校因照坏一张他的侧面像而撤了给他拍照的通信兵中士的职；有几个善战的军官被嫉贤的上司调离，因为他们使部下的士气太高涨，受到记者们交口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