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屠格涅夫/梅里美

伊凡•屠格涅夫先生的名字今天在法国深入人心：在巴黎和圣彼得堡，人们同样殷切地盼望、同样愉快地阅读他的每一部作品，把他视为现实主义流派的首领之一。不论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都认为他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灵感。和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一样，他致力于研究人的心灵这个虽然开发很久，但却是取之不尽的宝库。作为敏锐、准确、往往洞察入微的观察家，他同时以画家和诗人的身份来塑造他的人物，同样熟悉他们的激情和脸部的轮廓。他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举止，他听他们说话并速记下他们的交谈。这是那样的艺术：他能把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使读者看到的是一幅肖像画而不是想象画。靠着某种方式浓缩他的观察，并赋予它一种确切的形式的能力，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在表现某些奇特而异常的情形时，并不像自然本身引起我们那样的反感。在小说《父与子》里，他描绘了一位长着大手和小脚的年轻姑娘。就人体构造而言，手脚通常必然是匀称的，不过例外的情况在自然里还不像在小说里那样罕见。为什么这位可亲的卡契雅小姐有一双大手？作家看到了她这副模样，而对真实的热爱则使他向我们直言不讳。为什么哈姆雷特肥胖得喘不过气来？难道应该像一位机敏的德国教授那样，相信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只能有一种淋巴体质，ergo易于发胖吗？然而莎士比亚没有读过卡巴尼斯的著作，所以我宁愿设想他在这样表现丹麦王子的时候没有忘记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如果我还没有感到更可能的是诗人面对着一个他想象的、完整而清晰地浮现在“精神的眼睛”(inthemind'seye)面前的幽灵的话。回忆、人们无法理解的观念的组合，都不由自主地纠缠着习惯于研究自然的人。他在想象中一览无余地看到了许多由某种神秘的联系结合起来的，他感觉得到却也许无法解释的细节。请注意：一幅肖像画的相似、栩栩如生，往往取决于一个细节。我记得托马斯•劳伦斯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讲过这种理论。他说：“在您的模特儿脸上选择一种特征，忠实地、甚至是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它，然后您再修饰其余的一切特征，您就会画出一幅酷似本人的肖像，模特儿也会满意了。”

作为欧洲最贵族化的画家，劳伦斯在选择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的特征时特别仔细。伊凡•屠格涅夫先生不比一个摄影师更会奉承，也毫无小说家们对自己想象中的作品通常会有的偏爱。他塑造的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甚至是可笑之处，让读者去对他们的善恶进行综合并得出结论。他更没有按照任何时代都常用的一种习惯做法，为我们把他的人物塑造成某种激情的典型或某种观念的代表。他的分析手法是如此细致，以致他看不到普遍的典型而只熟悉个性。确实，自然界难道会存在一个只有一种激情、毫不动摇地保持同一种观念的人吗？这个人肯定要比泰伦提乌斯所敬畏的“唯一的书”的人更可怕得多了。

屠格涅夫先生从未丧失作为他才华的突出特征的这种公正、这种对真实的热爱。今天，在构思一部以我们同代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时，很难不去处理某些使现代社会动荡的巨大问题，或者至少要让人看到他对习俗的大改革的看法。然而人们不会谈论屠格涅夫先生是怀念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社会，还是更喜欢亚历山大二世的社会。他的小说《父与子》引起了青年和老人的愤怒，双方都自以为受到了诽谤。他只不过是不偏不倚，而两派几乎都不宽恕的正是这一点。我还要补充一句，必须避免把巴扎罗夫看成进步青年的代表，或者把巴威尔•基尔沙诺夫视为旧制度的完美典型。这是两个我们在某处见过的形象。他们可能存在，但不是本世纪青年和老人的化身。完全应该希望全体青年都和巴扎罗夫一样理智，而所有老人都和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同样高尚。

屠格涅夫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描写严重的罪行，因而无须从中寻找悲剧性的场面。他的小说里很少有事件。没有比它们的内容更单纯，没有比它们更像日常生活的了，而这也是他热爱真实的一种结果。文明的进步有助于现代社会的暴力消失，但是它不能改变人的心灵所包含的激情。激情采取的形式变得温和了，或者可以说，像一块长期流通的硬币那样磨损了。在社会上，甚至在半上流社会里，人们几乎再也见不到麦克白或奥赛罗，然而野心家和嫉妒者总是有的。奥赛罗在扼死苔丝德梦娜之前体验到的痛苦，在巴黎这样的资产者在要求夫妻分居之前也经受过。我从前认识一个职员，他大概没有产生过这种狠毒的错觉，现在“他手里握着一把出鞘的匕首”，可是他眼前始终有一张办公室主任的、钉子镀金的安乐椅，而这张安乐椅就促使他为了获得这个位置去诽谤他的上司。正是在如同人们今天听说的“这些内心的悲剧”里，屠格涅夫先生的才华得以游刃有余和出类拔萃。

他的第一部作品，由一系列短篇小说，或不如说富于特色的速写构成的《猎人笔记》，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的风俗，得以让我们估价其作者的才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表现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和农奴解放方面，这本书有过它的影响，值得重视。它不是像比彻•斯托夫人为黑人所作的一种激烈辩护，屠格涅夫先生的俄罗斯农民也不是一幅像汤姆大伯那样的想象的肖像画。俄罗斯农民并未受到恭维，作家在描写他们出众的品质时，同样也写出了他们可恶的本能。俄罗斯农民是善良和狡猾、固执和顺从、卑躬屈节和满怀自信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耐心和屈从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说谎和欺诈是他们的主要恶习，这或许是出于他们的天性，或许是来自奴隶的地位。正如约翰牛是英国平民的化身一样，俄罗斯农民在自己的民间传说里也有他们想象的代表。

这就是穆罗姆人伊利亚，胃口极好，酒量惊人，令人想起我们的若望修士，一个滑稽可笑的海格立斯，谁要是使穆罗姆人伊利亚举起拳头可要倒霉了！现在俄罗斯还有这句我真不敢逐字翻译的谚语：“农民不配挨一记耳光，可是他要吃掉上帝。”这些如此屈从的人毕竟感觉得到他们的力量，偶尔也会显示一下。是农奴们在17世纪初把一顶王冠给了名叫季米特里的冒险家；是他们于1670年在斯捷潘•拉辛的指挥下，一个世纪之后又在普加乔夫的指挥下觊觎危急的帝国。按照民间传说，斯捷潘•拉辛没有死去。这个被压迫奴隶们的伟大而残忍的复仇者，靠着他的魔鬼同伙逃出了监狱，生活在“蓝海”彼岸。对一个俄罗斯农民来说，再也没有比那个海更遥远的了。1773年，斯捷潘•拉辛又出现了，这一次他自称普加乔夫。人们曾断言普加乔夫活活地受了车轮刑，不，他又回到了蓝海，永远生活在那里，等待着大量的罪恶来引起上帝的愤怒。当这个不朽的时刻来临时，“人们要在教堂的大蜡烛里放油脂而不放蜡”，那时斯捷潘•拉辛将最后一次降生，就会有好戏看了！这就是俄罗斯农民的传说。这个屈从的、然而意识到他的力量的巨人，会由于解放而放下武器吗？我们希望如此，而且一切都促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要在俄罗斯谈论农奴制而不唱革命的高调，也不流于结果使读者不是信服而是反感的夸张，屠格涅夫先生写作时一定运用了全部技巧和掌握分寸的能力。在他之后，一个笔名沃夫乔克(小狼)的颇有才能的女人，就同一类型的主题用乌克兰方言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我是通过屠格涅夫先生的俄译本才知道的。色彩阴暗得使画面令人厌恶。画面可能是真实的，我担心，人们却会相信它是虚构的，因为它激起的反感还多于怜悯。当谈到某种可怕的情景时，人们就用科西嘉语说：“Sivuollascaglia”。这就表示要打火石。这也正是在读文集《哥萨克人的女儿》的第一个短篇时所体验到的情感。屠格涅夫先生的风格则大不相同。他像一位辩论后做总结的法官，稳重、公正、仔细地隐讳自己的信念，赋予他的故事以一种连最雄辩的声明都永远达不到的威力。它们犹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诗歌，留下一种比沃夫乔克的短篇小说所激起的愤慨更为持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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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与评】

 梅里美这篇散文写于1868年5月，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评述了屠格涅夫这位与法国渊源甚深的俄国作家的创作。与其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粗犷、冷峻和雄放的文风不同，在这里，梅里美是以一位作家、画家、艺术家的角度，来诠释屠格涅夫和他的作品的；同时这篇文章也反映出了梅里美自己的创作立场、审美观念和对时下不良文风的批判。

 在梅里美来看，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灵感”的作家，一个集观察家、画家和诗人于一体的创作型人物。梅里美认为，屠格涅夫拥有一种按照真实的原则去塑造人物的能力，即使他笔下的人物会因为身上具有恶劣品质而引起读者的反感，他也丝毫不动摇真实性的创作原则。梅里美认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对真实的热爱，他塑造出的人物才都有自己的缺点，甚至是可笑之处，但这却恰恰是他的优点：他不是把人物塑造成某种激情的典型或某种观念的代表，而是细致地刻画人物的个性。在此，梅里美也提出了自己描写人物的艺术观点，即先真实地突出人物的某一特征，再修饰其他的特征，这样才能够完美地表现人物。

 尽管我们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看到了反农奴制色彩和表现自由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彻底决裂的倾向，但梅里美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并没有突出时代感，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塑造上。这一特点使屠格涅夫的作品缺少悲剧性的事件和情节，而更多关注人物“内心的悲剧”。这种艺术观点和写作手法也是梅里美所倡导的和支持的。在此，作者也间接表达了自己关于艺术创作应该具有“真实性原则”和关注“人物内心”的主张。

 文章中，梅里美还对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进行了评析。梅里美十分欣赏这部作品。他认为，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在本着真实的态度刻画出了俄罗斯农民的出众品质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可恶的一面。梅里美认为，与同当时代作家沃夫乔克的同题材作品相比，屠格涅夫的作品能够更“稳重、公正、仔细地隐讳自己的信念，赋予他的故事以一种连最雄辩的声明都永远达不到的威力”。梅里美这样总结道：“它们犹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诗歌，留下一种比沃夫乔克的短篇小说所激起的愤慨更为持久的印象。”《猎人笔记》中有关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深深打动了梅里美。他极富感情地赞扬了作为风景描写大师的屠格涅夫。他称赞屠格涅夫对风景的描绘：“始终准确、朴实，常常以他印象的强烈和突出描绘特征的技巧而不露声色地达到诗意的境界。”

 梅里美认为，尽管屠格涅夫有着非凡的驾驭俄语的才华，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在梅里美看来，屠格涅夫最大的问题是“过分热衷描写”，而忽略了对作品情节和整体艺术美感的把握。梅里美选择了小说《烟》作例子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在小说中，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女主人公薏丽娜的性格，他们就必须仔细研究她的每一个手势或眼色，因为屠格涅夫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梅里美认为，对细节过于执著可能影响到作品的节奏感。虽然如此，梅里美还是认为，屠格涅夫是伟大的。梅里美说，读了《烟》之后，人们会相信自己真的见过薏丽娜，“而且能在一个沙龙里认出她来”。

 梅里美认为，在屠格涅夫所有的才华中，最能赢得人们尊重的，是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思考方式。对于时代的不和谐，屠格涅夫并没有一味去讽刺，而是注意发现人们所生活的丑恶世界中隐藏的真实和善良。实际上，正是屠格涅夫悲天悯人和“待人以诚，光明磊落”的性格，才使得梅里美这个比他年长15岁的作家，真心诚意地将他奉为莎士比亚一样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