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陀思妥耶夫斯

果戈理说过，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我个人补充一点：是一种带启示性的现象。的确，他的出现对于我们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具有启示性的事情。普希金正好是在彼得一世改革整整一百年以后，我们社会刚刚开始和刚刚兴起正确地进行自我认识的初期到来的，他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以便用新的指路明灯照亮我们黑暗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是启示，是方向。我把我们这位伟大诗人的活动分成三个时期。在谈到普希金的创作活动时，我只想说明我认为他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的一点想法，以及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但是，我也想顺便指出，普希金活动的三个时期之间，我认为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开始写《奥涅金》时，按我的想法，还只属于诗人活动的第一时期，而当普希金在祖国的土地上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物，并以他的充满热爱而富有预见的整个心灵去理解并喜爱他们时，《奥涅金》便在第二时期结束了。通常也可以说，普希金活动的第一时期是在模仿欧洲的几个诗人：帕尔尼、安德烈•谢尼耶和其他人，特别是拜伦。是的，毫无疑问，欧洲的诗人对普希金才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且在他的一生中都保留着这种影响。然而，普希金最早的几首长诗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这些诗里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才能，非凡的独创精神。模仿是永远不可能产生那么独特的痛苦的感受和那么深刻的自我意识的，比方说，像普希金在《茨冈》这首长诗里所表现的那样。我完全认为这首长诗是属于他的创作活动的第一时期。如果他只是单纯地模仿，我就用不着谈创造力和表现得那么快的成长速度了。长诗《茨冈》的主人公阿乐哥这个典型，已经流露出了强劲而深刻的、完全是俄罗斯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在《奥涅金》中表达得不露丝毫痕迹，几乎是同一个阿乐哥，已经不是处于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而是置身在可以触摸的现实和可以理解的状态中了。在阿乐哥身上，普希金找到了并富有独创性地描画了祖国土地上那个不幸的流浪汉，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受苦人，在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里，他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

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

我们是粗野的，我们没有法律，

我们不折磨你，也不处死你。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么一个“骄傲的人”，现实中是存在的，抓得很准确。他第一次被我们的普希金抓住，这一点应该牢记。只要，只要稍为有点不合他的意，他就凶狠地折磨人，惩罚人，以消心头之恨；或者，这种事做得更加简便，当他一想起自己身属14个等级之中，可能会亲自诉诸(过去发生过这种情况)用以折磨和惩处的法律；他利用法律只不过是为了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而已。不，这首天才的长诗不是模仿！这里已在暗示用俄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该死的问题”，而且要按照人民的信念和本性，那就是：“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摧毁你的傲气吧。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在家乡的田地里劳动吧！”这就是按照人民的真实本性和人民的智慧的解决方式。“真实的本性不是在你的身外，而是在你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去找回自己，自己服从自己、自己掌握自己，你就会看到真实的本性。这个真实的本性不是在你身外之物里，不是在你身外，也不是在大海之外什么地方，而首先在于你的自我修养上。战胜自己，控制自己——那样你就会获得从来都想象不到的自由，去着手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你就会使别人也成为自由的人，你就会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是充实的；最后，你就会理解人民和他们的神圣的真实。如果你本身首先损害了世界的和谐，凶狠，骄横，要求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甚至根本不想为生活付出一点代价，那么无论是在茨冈人那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世界的和谐。”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普希金的长诗中已有了强烈的暗示，而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则表达得更加清楚。这首长诗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相当现实的，它以绝无仅有的创造力和精湛的手法表现了俄国真正的生活，这在普希金时代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奥涅金来自彼得堡——必定来自彼得堡，这在长诗中无疑是必需的，而且普希金不可能放过他的主人公经历中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的特点。我再说一句，这就是那个阿乐哥，特别是后来，当他在苦闷中大喊：

为什么我不瘫在床上，像图拉的一个陪审官？

现在，在长诗的开头，他暂时还是半个花花公子，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在世上实在没有过上太长的日子，就对生活完全失望。然而，苦闷这高贵的魔鬼悄悄地开始缠上他，并扰乱他的心。

他住在偏僻的地方，在自己祖国的腹地，当然不是在自己家里。他不知道在这里应该做什么，并且感到自己总像在家里做客。最后，当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在国内外流浪时，他作为一个公认的聪明的人和公认的诚实的人，更加感到自己在异乡人中间是连自己也不认识的异乡人。确实，他也爱自己的乡土，但不信任它。当然，他也听说过本国的道德准则，但不相信。他只相信在祖国的田野上任何劳作都将一事无成；如果有人相信能够办到，——过去和现在这种人都不少，——他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笑的眼光看他们。他把连斯基打死了，只不过由于闲得无聊罢了，谁知道呢，也许根据世上最高的准则来说是由于闲得无聊，——这完全是我们的想法，这是可能的。达吉雅娜却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坚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坚强的典型。她比奥涅金深沉，当然，也比他聪明。她单凭自己高贵的本能就预感到真实的本性在什么地方，这在长诗的结尾已表现了出来。如果普希金拿达吉雅娜的名字而不是奥涅金的名字为自己这部长诗命名，甚至会更好一些，因为她是诗中无可争辩的主要人物。这是积极的典型，而不是消极的典型。这是积极的美的典型，这是俄国妇女崇拜的神，诗人预先安排在达吉雅娜和奥涅金最后会面的著名的那个场面来向她们说出长诗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俄罗斯妇女这种积极的美的典型几乎没有再次出现过，也许只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丽莎的形象除外。但是，奥涅金那傲视一切的态度，使得他在乡下第一次遇见达吉雅娜时，在这个纯洁无邪、一开始就在他面前显得十分羞怯的姑娘那质朴的形象中，根本认不出她是个什么人。他识别不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身上那完美无缺的美德，也许他确实把她当作一个“精神上的萌芽”。她是萌芽，但是在给奥涅金写信以后！如果长诗中有什么人是精神上的萌芽，那么，不言而喻，这个人就是他，就是奥涅金本人。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他根本不理解她，难道他了解人的心灵吗？他是一个虚浮的人，一生都不安分的幻想家。即使是后来，在彼得堡，她成了一个显贵的夫人，按照他在给达吉雅娜的信中说的话，“用心灵了解她的完美”时，他仍然不了解她。然而这只是他说说而已，因为她在他的生活中擦肩而过时，他始终没有认清她，没有正确地评价她；他们爱情的悲剧也就在这里。啊，如果当他在乡下第一次遇见她那时候，从英国来一个恰尔德•哈罗尔德，或者想法让拜伦勋爵本人亲自跑来，发现了她的娇羞而纯朴的魅力后，点醒他一下，该有多好！奥涅金立刻会大出意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平静地忍受着痛苦的人，在精神上有时竟有那么多的奴性啊！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这位追求世界和谐的人便给她作了一番说教。他的举止仍然非常光明正大，又怀着极大的苦闷，两手还染着因一时的愚蠢和凶残而使别人流的鲜血，前往祖国各地流浪，对她毫不在意，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满腔怨愤地高喊：

我年轻，精力充沛，

我等待什么？苦闷，苦闷！

达吉雅娜懂得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不朽的几节诗中，诗人描述了她去看望使她感到纳闷的这样一个怪人的住宅。我且不谈这几节诗的艺术性、无与伦比的美和深度。她在他的书房里，仔细地看他的书籍、摆设、什物，想从它们身上努力猜出他的心灵，为自己的谜寻找答案。最后，“精神上的萌芽”终于陷入沉思之中，奇怪地微笑着，预感到已解开了心中的谜，双唇轻轻地翕动着：

他莫非是个伪劣的仿制品？

是的，她应该轻声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她猜中了。以后，过了很久，当他们重新在彼得堡见面时，她已经完全了解他了。顺便提一下，好像有谁说过，接近宫廷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损害了她的灵魂，并且贵夫人的头衔和上流社会的新观念成为她拒绝奥涅金的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吗？不，并非如此。不，她仍然是达尼娅，仍然是从前那个农村里的达尼娅！她没有受到腐蚀，相反，彼得堡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使她抑郁不欢，使她消沉、烦恼；她憎恨自己的贵夫人的名分，谁要是对她另有看法，那他就完全不了解普希金说的是什么。下面是她斩钉截铁地对奥涅金说的：

但是我已委身于别人

我要永远忠实于他。

正是作为一个俄国妇女，她说出了这种话，她之受人尊敬也在于此。她说出了长诗的真谛。啊，我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她的宗教信仰、她对于合法婚姻的观点，——不，我不想谈这些。但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她拒绝跟他走吗，尽管她亲口对他说过“我爱您”？是因为她“作为一个俄罗斯妇女”(而不是南方的或者法国来的哪个女人)，没有能耐迈出勇敢的一步，没有力量扯断束缚自己的绳索，没有力量拒绝荣誉、财富、上流社会的地位等等的诱惑，冲破道德的约束吗？不，俄罗斯妇女是勇敢的。俄罗斯妇女敢于为她所认定的目标而勇往直前，她们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她“已委身于别人，要永远忠实于他”。她要忠实于谁？忠实于什么？是在尽什么义务？对于这么一个年老的将军，她是不可能去爱他的，因为她爱的是奥涅金。她之嫁给他，只是因为“母亲流着泪苦苦地哀求”她，而那时她那受委屈的千疮百孔的心里却只有绝望，没有任何希望和光明。她要忠实于他吗？是的，她忠实于这个将军，她的丈夫，一个诚实的人，爱她、尊重她并为她而骄傲的人。就算是“母亲哀求”她，但不是别人，是她本人答应了；是她，是她本人向他发誓要做他忠实的妻子。就算她由于绝望而嫁给了他，但现在他是她的丈夫，她的变节将使他蒙受耻辱，败坏他的名声，会置他于死地。难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吗？幸福并不单纯是享受爱情的快乐，而且也表现为精神上高度的和谐。如果背后隐藏着不诚实的、毫无怜悯之心的、不人道的行为，精神上又能得到什么安慰呢？只因为出走才有她的幸福，她就应当出走吗？但是，如果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又会是什么样的幸福呢？对不起，请想一想，如果你们亲自来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以便在落成后为人们造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与安宁；那么又请你们想一想，为了这件事却必须、不可避免地必定要使一个人，总共是一个人，受到痛苦，尽管这个人并不那么值得尊敬，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可笑的；也不是什么莎士比亚，只不过是一个诚实的老汉，一个年轻妻子的丈夫，尽管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心，却盲目地相信她的爱情，尊重她，为她感到骄傲，以她为幸福和安宁。那么单让他蒙受羞辱，名誉扫地，痛苦万分，却用这个丧失了名誉的老汉的泪水建造你们的大厦，你们能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去做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这就是问题。你们为人们建筑了这样一座大厦，如果大厦是建筑在痛苦的基础上，比方说，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但受到残酷而蛮横地摧残的小人物的痛苦的基础之上，人们会愿意接受你们给予的这种幸福，而且在接受这种幸福以后会永远感到幸福，你们能有这种想法吗？哪怕只有一分钟。请告诉我，达吉雅娜以她那高尚的灵魂、那颗破碎的心，能作出另外的选择吗？不，因为一个纯洁的俄罗斯灵魂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让我，让我一个人失去幸福，让天大的不幸落在我的身上，别让这个老头再受到痛苦；最后，永远别让任何人，连这个老头在内，知道我作出了牺牲，别去议论它，我可是不愿意害死别人以求得自己的幸福！”这是一场悲剧。她是这样做的，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已经太晚了。于是达吉雅娜把奥涅金打发走了。有人会说：奥涅金也并不幸福呀，因为她救了一条命，也害死了另外一条命呀！请原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也可能是长诗中最重要的问题。附带说一下，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达吉雅娜不跟奥涅金一走了之？这问题在我们中间，至少在我们文学界，仿佛是一件十分特别的事情，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从品德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长期受到怀疑，这尤其显得特别。我是这样想的：假如达吉雅娜获得了自由，假如她的年老的丈夫死了，她成了寡妇，即使是这样，她也不会跟奥涅金走。要不要理解这种性格的全部本质呢？因为她看出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终身漂泊不定，突然发现过去被他轻视的女人却处在高不可攀的显赫的环境里，——大概就是这样的环境，成为事情的全部本质所在。他几乎要嗤之以鼻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受到上流社会的崇拜，——上流社会，它在奥涅金心目中是可怕的权威，尽管他有各种美好的追求，——这就是他眼花缭乱地向她扑去的缘故！他激动地叫喊：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的救星，这就是我摆脱烦恼的出路，它从我的眼皮底下漏过去了，而“幸福那时是可能到手的，离得这样的近！”奥涅金一心一意想着达吉雅娜，就像从前阿乐哥对待真妃儿那样，在新的离奇的幻想中寻找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难道达吉雅娜没有看出他这一点，难道她以前没有把他看透吗？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实质上只爱自己新的幻想，而不爱她温顺如故的达吉雅娜！她知道，他把她当作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并没有把她当作她这个人；他爱的甚至也不是她，也许他谁都不爱，甚至不会爱什么人，尽管他经受着百般的痛苦！他爱的是幻想，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个幻想。如果她跟着他走了，第二天他就会感到失望，并会嘲笑自己的多情。他没有任何根基，他是随风飘荡的一根草。她绝不是这样：即使在绝望中，甚至在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牺牲自己的一生的时刻，她身上仍然有一种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她的心灵赖以依托的东西。这是她对童年的回忆，对家乡、偏僻的农村的回忆，她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朴实的纯洁的生活——这是“她可怜的奶妈坟上的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啊，这些回忆和过去的形象现在对她都是极为宝贵的。留在她的记忆里的只是这些形象，然而正是这些东西使她的心灵从彻底的绝望中解脱出来。这就不少了，不，这里已经有很多了，因为这里有全部基础，这里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牢不可破的东西。这里有与祖国、与祖国人民、与人民的最珍贵的东西的联系。而他身上有什么，他是个什么人呢？只是为了使他一时开心，出于无穷尽的爱怜之心暂时给他一个幸福的幻影，而且事先明明知道到第二天他就会嘲笑自己得到的这种幸福，她当然不应该因为怜悯他而跟着他走。不，天下是有深沉的坚强的灵魂的，它们决不会让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蒙受耻辱，尽管有无限的同情。不，达吉雅娜不能跟奥涅金走。

于是，普希金以他这部不朽的、不可企及的长诗《奥涅金》，成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民作家。他以最准确最敏锐的方式，一下子指出了我们、高居在人民之上的我们当前的上流社会的最深刻的本质。普希金描写了俄国流浪者的典型，我们之前以及我们当前的流浪者的典型，以他的异乎寻常的敏锐的感觉，首先发现了它，并且认清了它的历史命运和在我们未来命运中的巨大意义；与此同时，他又描写了一个俄罗斯妇女，把她塑造成一个积极的无可争辩的美的典型。当然，在俄国作家中他也是第一人，在他创作活动的这一时期所写的其他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从俄国人民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积极的美的俄罗斯人的典型。这些典型的美主要在于它们的真实，不容争辩的、可以触摸的真实，因此要否定它们是不可能的，它们如同石头雕像那样屹立不动。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不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发言，因此，也就不准备对我们这位诗人天才的作品从文学方面进行详细的讨论，以说明我的思想。比方说，关于年复一年编写着自己历史的俄国僧侣的典型，是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书来讲解这个重大的俄国形象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及其全部意义。这个形象是普希金在俄国大地上发现的，由他描写出来，雕塑出来，现在树立在我们面前，它的精神美是永远无可争议的，谦逊的，庄重的；它是人民生活中强大的精神的见证，这一精神可以从自身产生出上述那无可争辩的真实的形象。这个典型已被塑造出来，它存在着；不容许对它提出异议，说它是虚构的，只是诗人的幻想和理想化。你们亲身冷静地观察以后，会表示同意：不错，它是存在着，因而是人民的精神，是人民创造的；它是存在着，因而也是这种精神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是强大而不可限制的。在普希金笔下到处流露出对俄罗斯性格的信心，相信它的精神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有信心，也就有了希望，为了俄国人的殷切的希望。

希望获得光荣和幸福

我无所畏惧地直视前方

这是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的，但他这些话可以直接用来说明他的全部民族的创作活动。无论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从来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像普希金那样诚挚、亲密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啊，在我们作家中间，有很多人了解我们的人民；他们非常出色、非常准确、非常热情地描写过人民，然而，如果把他们和普希金相比，那么，老实说，至今为止，在他最后的追随者当中，除了一个、顶多两个以外，他们只不过是拿人民来写作的“老爷”。他们当中最有才干的人，甚至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的笔下有时会突然冒出一种傲慢的东西，一种从另一个生活方式和另一个世界来的东西，一种想把人民抬举到与自己并列，并且以这种抬举使人民感到幸福的东西。而在普希金身上正好有一种实实在在与人民亲近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身上几乎达到了某种非常朴实使人大为感动的程度。就拿关于熊和农夫怎样打死它的母熊的故事来说吧，或许你们会想起这句诗：

亲家伊凡，咱们喝起来吧，

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我想说什么。

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留下的所有这些艺术瑰宝和可贵的艺术洞察力，似乎可以作为未来的、他身后的艺术家以及同一领域内未来的工作者的指针。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普希金，也就没有随他而来的一群天才；即使他们具有深厚的天赋，充其量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有力，这么鲜明，像他们后来即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现的那样。但问题不仅在于诗，也不仅在于艺术创作，因为假如没有普希金，也许我们不可能用这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后来表现了这种力量，虽然不是所有人，而只是极少数人)来确立我们对于俄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信心，我们现在对于人民的力量自觉的期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我们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中未来独立自主作用的信心。如果深入谈到我称之为他的艺术活动的第三时期，普希金这一功勋就显得特别清楚。

 【读与评】

 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发表了论《普希金》的著名演讲。据说当时这篇演讲使得大厅在爆发的欢呼声中震颤起来，妇女们争相前来亲吻他的手，有个大学生甚至昏倒在他面前，所有准备讲话的人都自动放弃了演讲。

       《普希金》表面上似乎着意论述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与《叶普盖尼•奥涅金》，为在别林斯基酷评之下曲解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与达吉雅娜正名，但是从这篇貌似文艺评论的作品中，我们却可以发掘出陀氏思想中最深刻、最隐蔽的民族主义观点。

 应该说，广袤寒冷的冰雪大地，古朴厚重的东正教传统，孕育了俄罗斯的文化性格。俄罗斯属于欧洲范畴，但又不完全认同欧洲的天主教文化，19世纪时贫穷落后，负载沉重。现代化的欧洲，对俄罗斯来说是想一想很近，再想一想又很远。然而，俄罗斯的文学家始终是亲近欧洲的。他们秉承自己民族的性格来感应隔壁欧洲的启蒙，应答现代的文化，不无热情，不失自信。终于，奇迹出现了：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就产生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一批最优秀的文学家，锻造了陀氏所说的“新语言”。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罗斯精神和欧洲精神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可以成就世界性的俄罗斯精神。他在《普希金》一文的结尾高声呼吁：“欧洲各国人民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地重视他们啊！因而我相信这一点，就是我们，当然不是现在的我们，而是将来的俄罗斯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会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那就意味着要彻底地调和与欧洲的矛盾……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如果欧洲现代化指的只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刀剑或是科学的成就，那不算真的进步；俄罗斯精神若真的可裨益于世界，其贡献应该是“人类的博爱，是俄罗斯那颗向着全世界和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的心”。

 要深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本意，我们必须深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斯拉夫主义成分与民粹主义因素。斯拉夫派兴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始作俑者是霍米雅科夫与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中分歧也甚多，并非为一单一理论团体，其主旨异曲同工，都以反击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社会道德面貌的日趋恶化为第一旨归，主张回到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幻想中的“田园牧歌”中的俄罗斯。在斯拉夫派看来，只有在那一时代之中，人民才有其淳朴，保留着神圣正教之崇高、美好面貌。这些怀旧的牧歌，非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对之嗤之以鼻，他曾经多次撰文对斯拉夫派的农业——宗教“乌托邦”加以嘲讽。如此看来，难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中没有斯拉夫主义的成分？

 其实不然，若深究斯拉夫派的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聚和性”(这一术语在国内有不同的翻译)的观点，即使是在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也深有影响。斯拉夫派鼻祖关于“聚和性”的论断确实相当精辟，“聚”是靠着信仰而结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就是“聚和性”的含义。

 早期斯拉夫派的思想家们在获得了唯有东正教才具有“聚和性”优势之后，对此道路深信不疑，并且为60年代之后信仰了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暗中继承。

 在接受了同时代的这股强有力的思潮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以下理论当不足为怪：

 “这第一步应该是在俄罗斯的羽翼下统一全斯拉夫人。这种统一不是为了占领，不是为了强制，不是为了在俄国人面前消灭斯拉夫人的个性，而是为了提高他们，使之全心全意地在欧洲和全人类面前处于应有的地位，最后，让他们有可能在遭受数个世纪的无数痛苦之后得到安宁和休养生息，振作精神，感到自己具有新的力量，为人类精神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文明中说出自己的话。”

 这一段话，如果理解成大国沙文主义是绝不能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本质的，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精神上的民粹派则似乎更显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