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出身，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先接触的就是古典。我初次接触的古典是中国有名的“经学”。在别的地方我不提这两个字，但在我们历史系的同学这里，我要提一提，而且今后还要提。中国过去有所谓“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有时也称之为 “六经”，就是再加上一个《乐经》，这个《乐经》没有了，大家一般都不再提了；有时又称之谓“九经”，这些名词今天我们学一学也还是有用处的。“九经”指《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有时叫做“十三经”，就是在九经后面再加四经：论（《论语》）、孟（《孟子》）、孝（《孝经》）、雅（《尔雅》）。在十三经的古典中，我一共读过十经，可以称得上是“饱 学”，而且读得相当熟，只有《易经》不太容易读，《尚书》也比较难上口，所以至今我一直建议，将《易经》、《尚书》翻成白话文，但这件事太难，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好。我读了《诗》、《书》、《易》三经，《礼》读了二经，就是《周礼》和《礼记》，只有《仪礼》我没有读，三传中我读过了《公羊传》和《左氏传》，《谷梁传》没有读过。《论语》、《孟子》、《孝经》三者我读过了，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源，这些经典，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是很重要的。

    经典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我现在举出三家的意见来。第一家的意见，就是章实斋的《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章实斋的这个说法是好的，我是同意的。章实斋这个名字对同学们来讲，应该知道，他很有名。我们历史系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教授周予同先生在“六经皆史”的后面加一个料字，叫它“六经皆史料”。我认为是妥当的，但不加更妥当。“料”与“学” 谁能分清？写的书，印的书，如章太炎的书，到底是“料”还是“学”？章太炎一辈子搅脑筋，写出书来，要说没有“学”的意味也难说，现在称它为“料”，何年化它为“学”？也难说，不如率直称“史”，不讲“料”也不说“学”。我是一个逃避麻烦的人，章实斋说“六经皆史”，我就说“六经皆史”，这是推崇的话。第二家的意见是年青的教授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教书，三十多岁就死了，刘师培著有《左庵全集》，是很大的一部书，其中讲经学的这部分，他说所有的社会科学，哲学都在经学中有根基。人家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他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亮，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的经书里样样都有，甚至自然科学，都能在这部经书中找得到，这更是推崇备至。第三种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周予同先生不否定经典，而且他自成一派，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把我拖到他的派里面去。其实我并不是他那个派，不过我们两人的意见是相投的，到底经典是什么？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但要说明，我不是提倡读经，不是复古，绝对不是复古。我认为经典是中国古史上，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同时也更应该说是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这与周予同先生的看法不同，予同先生认为经典出现于封建时代，我不赞成，我认为是出现于奴隶制时代。它与世界上的其他经典，是一系列的东西。世界上的其他经典有犹太旧约，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基督教的新约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波斯祅教经典，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印度的吠陀经典，佛教经典，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阿拉伯的可兰经，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中国的六经未便独异，它是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我的这一看法与周予同先生不同。但予同在世的时候，我曾和他讲笑话说，我著大六经，你著小六经。我的所谓大六经是指：旧约、新约、波斯祅教经典、印度吠陀经典、阿拉伯可兰经典，再加上中国的六经。合起来是大六经；周予同先生就著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合起来的小六经，小六经是大六经中之一种。有人称我和周予同先生为东周西周，东周、西周联合起来著世界六经，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贡献。可惜他死了。我今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是经典要翻译成现代文。这件事当然不必在座的史学系的同学个个都搞，但总要有几个人搞，总有几个人会把它翻译成现代文。我们不把它译成现代文，而洋人却早把它译成外文，而且译得很早很早，译得很多很多，英文、德文、法文的译本都有，十三经的外文，尤其是英文版，来得多，连注解都译进去了，印刷时都是英汉对照，上面是汉语，下面是英语，读起来很方便，例如易经同尚书，我常常读不懂原文，用翻译成英文的来读，反而容易读懂。在座各位一定会想到，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译这类书呢？他们认为这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国一国的文化遗产，他们有此气魄。外国人中有不少的人知道一些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把经典翻译过去了。翻译工作，你们以为是很难，又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非常容易。诗、书、礼、易、春秋等十三经一共多少字？商务印书馆出的一部书，白文十三经总共只有六十四万字，这个数字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所写的书就不止六十四万字。今后如果外国人再研究，我们至少不要浇冷水，汤志钧到日本讲学，讲戊戌变法，讲康有为的经学，轰动了日本，说是从中国上海来了一个年青的教师，讲经学，这说明他们重视。我们不必附而和之，不必追随，但也不必浇冷水。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

    这个文化遗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什么用处我讲不出来。如果说它没有用处吧，可它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遗产，没有这个东西，文化史就不能够成功，就要缺一大块。这就是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次接触的经典。那个时候我莫明其妙，直到现在，我才可以发这样一段议论。

    其次，我在土洋结合的学校里，除了经典之外，还有“史”与“子”和“集”。“史”读了两本书：一本是“三字经”中的“史”的部分，另一部是真正的史书，有三十几本，很厚一叠，叫做“了凡纲鉴”，可能同学们没有听到过这本书。作者是明朝人，叫袁了凡，这本书当时我自学完了，正文看，注解也看，它能吸引你看的原因在哪里呢？书中有很多人的评语；每读完一个故事，后面的批评更很有趣，只要看过故事，读它的批语，很能引人入胜。它的资料来源是《资治通鉴》，并没有其他资料，只是把《资治通鉴》缩短一点。

    此外，“子”书中我读了一种，就是《孟子》，《孟子》是放在经典中读的，孟子的文章的确好。“集”中我读了几十篇文章，就是读古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读了几十篇。这些东西读了，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对我写文章有利，这是一个收获。我到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到省城读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