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80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底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10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

    1926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30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呆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未看完，也可以撂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70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文学”。天哪！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交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