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与刘秀同在太学学习，后来刘秀起兵反王莽，他积极拥护。到了光武帝即位，严光便改换了姓名，隐居起来。光武帝想到他的贤能，就下令按照严子陵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后来齐地上报说：“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衣在水边钓鱼。”光武帝猜到那就是严子陵，便准备了小车和礼物，派人去请他。请了三次才到，安排在京师护卫军营住下，好生款待。但严子陵仍怀念闲云野鹤的生活。

    一天，光武帝亲自来到严子陵居住的馆舍，严子陵装睡不起来。光武帝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子陵的肚子说：“哎呀子陵，就不能帮着做点事吗？”过了好一会儿，严子陵才睁开眼睛，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说：“严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叹息着离开。第二天，刘秀又派人请严子陵到宫里去，打算授予他谏议大夫的职务，严子陵不肯接受，把官帽放在府第的墙角就离开了，到富春山过着耕种生活。他活到八十岁，无疾而终。

　　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小时候很聪明。四五岁常以芦荻为笔，在灰沙上学写字。十岁看了葛洪的《神仙传》等著作，“昼夜研寻”。长大以后，“神仪明秀，朗目清眉”，不到20岁，便作诸王侍读的官，深受梁武帝的赏识。由于志不在官，不久他就向梁武帝辞官回乡。此后，先是东阳郡守沈约几次写信邀请他，他不来；接着，梁武帝屡加礼聘，他也不出。梁武帝问他：“山中有什么值得你留恋，为什么不出山呢？”陶弘景先写了一首诗，后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答。诗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画的内容是：画了两头牛，一头散放水草之间，自由自在；一头锁着金笼头，被人用牛绳牵着，并用牛鞭驱赶。梁武帝看了诗和画，领会他的用意，就不再强迫他做官。但是皇帝仍很信任他，“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问”，故当时人称之“山中宰相”。后来，他在山中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关门读书，与世无争，最终完成了医药著作《本草经集注》，千古流芳。

　　三国时的阮籍，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共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他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相比而言，范蠡功成身退时曾规劝文种：“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有一天，勾践派人给他送来一口剑。文种一看，正是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的那口宝剑。文种后悔没听范蠡的话，只好自杀了。可怜文种不明白“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心存侥幸，执迷不悟，最终招致身首异处。

　　同样，刘邦坐了天下，曾问韩信：“你觉得我可带兵多少？”韩信：“最多十万。”刘邦：“那你呢？”韩信：“多多益善。”刘邦：“那我不是打不过你？”韩信：“不，主公是驾驭将军的人才，不是驾驭士兵的。”话虽如此，但言语之间韩信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主了，已埋下祸根。且后来他又与陈豨谋反，泄密，被吕后和萧何施计，遵循刘邦曾给韩信“三不死”的承诺：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器不死！被用麻袋捆缚，于长乐宫钟室被宫女用削尖的乱竹刺死，惨不忍睹。对此，司马迁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韩信居功自傲，觊觎权势，铤而走险，终遭灭顶之灾。

　　谦虚谨慎，清心寡欲，远离名利是非，乃不争之争，方能忠以为国，智以保身，逢凶化吉，颐享天年，名彪史册。这也是退让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