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在《教子》篇中的最后一段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六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也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

    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很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让子女当到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他的感慨是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

    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

    第三，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

    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堂堂正正的人。

    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伯庐《治家格言》），《三字经》中也提到过：“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

    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

    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并不优秀的父母却生出了优秀的子女。台湾地区有句俗话，“歹竹出好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那不是“歹竹”的功劳，而是子女自己争气，从社会、从书本中学到了正道。这样的父母是不能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贪社会之功以为己有的。

    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世说新语?德行篇》有一个故事说，谢安的太太教训儿子，却看到丈夫很少教儿子，就问他，怎么从没有看到你教儿子？谢安回答说，我怎么没有教？“我常自教儿”。谢安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一言一行，儿子耳闻目见，都是在教育他。

    这就是常言所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不难想象，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在我看来，父母教子女，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注意子女人格的养成。现在的父母，往往只注意孩子的书念得好不好，成绩怎么样，将来能不能赚很多钱，过一种富裕的生活。这个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这看成是第一等重要的，那就错了。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那就是要教育子女养成健康高尚的人格，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不做卑鄙龌龊的小人。

    “君子”和“小人”之别，是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其余贫与富、贱（地位低）与贵（地位高）、知识的多少、职业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区别等等，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且这些方面主要取决于子女成人后的自我选择，父母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

    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或者说，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坏人，对于子女的一生至关重要，而在这一点上，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最能产生重要的作用。

                                                     ——摘自《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