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３０年，成效如何？毫不客气地说，成效不显。在这进进退退的几十年里，中国教育仍然残留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形成与就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不公平，困惑弱势群体。

    一是“义务教育”成了收费教育。长期以来，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不足４％，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实际上的收费教育。大学生要交纳昂贵的学费，专业不同收费也不同。虽说中小学生免除了学费，但择校费、学杂费、补课费、校服费名目繁多，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等课外教育收费花样翻新，各种收费单、教辅书、练习册在孩子们的书包里塞得满满的，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应试技巧班的广告充斥着学生沉重的书包。有统计表明，近几年高校的学费以年均２０％的速度上涨，学生以及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ＧＮＰ的１．６５％上升至５１．８７％，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７１．８％。据统计，１０年来，中国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２０００亿元。如果学校以学生为赚钱对象，如果学校把学生作为商品，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失败，是头号不公。

    二是择校现象滋生腐败。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是一个学生打好基础的时期，他们应该轻松地走进初中校园。然而，在择校的压力下，校园生活难以平静。随着择校费的一路高企，重点校越来越豪华阔绰，薄弱校则日益捉襟见肘。择校的弊端何在？一是带来了严重的教育不公，由于择校需要交纳高昂的择校费用，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被重点学校排除在外，只能对口入学，而这样的对口学校往往就是薄弱校。二是加大了资源配置的社会总体成本。据媒体报道，为了应对择校，到了５月份，择校测试此起彼伏，人际关系全面启动，家长、孩子疲于奔命。三是部分重点校“转制”导致新的不公平。近年来，原有的重点中小学纷纷“转制”，办“校中校”，收取高额学费，加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四是导致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教育财政上倾斜于重点校，使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流向好的学校，而对薄弱学校关注很少，人为地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更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每所重点中学都以“实验班”的名义保留了一定的免费升学名额，这些名额的配置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衍生为教育腐败。

    三是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教育投资７７％用于城市，占人口６０％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２３％。城市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全部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但农村基础教育资金只有来源于三部分：县乡财政预算、农村教育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后两项主要来自农民。尽管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国家明令取消了农村教育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县乡两级，而全国近一半的县是“吃饭财政”，其财力难以负担，只好通过各种变相的集资和乱收费转嫁给农民，农民依然承担了７０％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与城市相比，教学条件、教师待遇、教师素质都相去甚远，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现象日益普遍。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足５０％。

    四是乱收费背后有高额提成。为什么一些学校热衷于各种乱收费？因为收费有提成。有的地方教育局带头扰乱教育市场，从择校费中提成２０％。一些学校让学生到指定的地点购买教辅材料、乐器和体育用品，然后在商家那里抽取提成。从教学设备、学生教材、课本的采购环节，基建部门的发包、结算环节以及资料印刷、代理发行等，都有提成。以教材采购为例，一般来说，书商为“维系”自己的客户群，保证市场份额，会根据销售图书的总数和金额，给予学校以一定的折扣。而且，这种折扣往往是以“暗扣”的形式出现，所给予的对象也主要是购书单位的经手人、负责人。从２００５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全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图书销售回扣问题展开了专项打击行动，不少高校的图书教材采购人员纷纷在此次行动中落马。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在行动中破获的受贿案件中，高校人员占到了７１％。尽管国家一直对大中小学课本出版环节的税收，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然而这些“优惠”却落到了少数人的手中。

    五是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大行其道。一些人掌握了公共学术资源配置的大权，打着学术的旗号，金钱来往，权学交易。他们披着学者的外衣，行的是受贿之事，拿的是不义之财，掠夺的是公共资源。中国所谓的基金申请已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跑项目、跑基金。一些项目评审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分赃会”。上海交通大学所谓“汉芯”丑闻就是典型的例证。国家投入上亿元换来的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怎不叫人痛心疾首？据统计，教育系统6年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５７７件，涉案金额７３７９．５万元。

    教育不公的深层原因是教育机构官僚主义所致。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官僚主义使得学校领导像官员，盲目追求数量增长，走的是“粗放型发展”之路；官僚化使得学校领导像国有企业经理那样，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财务预算“软约束”，导致了那么多不公行为。

    平民百姓呼唤公平教育，为何？道理很简单。公平教育的机会，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因为社会公平包括第一层次的机会平等和第二层次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的最低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人平等的起点，更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没有底层的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的公平。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就应享受教育权尤其是义务教育权的人，因教育不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对他而言还谈得上什么后来的机会平等和收入公平？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其劳动力市场收益和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教育是使人们获得基本能力的最主要手段，因此，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最大的问题。

    今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19年以来我国首次兑现教育财政投入承诺。但是。教育专家指出，4%的财政投入比重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世界各国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普遍指标，我国从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但到2000年还没有实现。

    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能。保障教育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基础性职能。美国在１９９３年出台的《美国教育法》把教育的公平性和质量标准作为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和教育项目的核心指导思想。为此，国家应在政策上建立补偿弱者的政策机制，对处境不利者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以及资金上的保证，校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这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能，政府应当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