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矛盾对湖北人性格的影响

元末明初，湖北在长期的战乱后十室九空，民生凋敝。为恢复生产，明政府开启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即“江西填湖广”。

随着移民和人口增殖，到清朝中期，江汉平原的人口已经暴增至1800余万。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的围埦筑堤，将原来的河滩湖泊变成耕地，加剧了江汉地区的人地矛盾。而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也使得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人们为了获得土地和生存空间，互相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激烈。而江汉平原作为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最频繁的地区，成为各种矛盾的最显著的地区。

频繁的洪水不仅会冲毁农田，也会为人们带来新的滩涂和沃土，但因为制度和技术的限制，使得政府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洪水所带来的土地变更，更无法为民间的土地矛盾作出另各方信服的处理。于是，每次洪灾过后，人们都会为确定地权和湖权的归属，而陷入激烈的民间冲突，最典型的手段便是家族械斗。

除了械斗之外，诉讼也是当地人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甚至为了赢得诉讼，不惜伪造证据，互相构陷。乾隆四十四年，湖北天门就发生了一起为争夺田地，儿子亲手杀死父亲栽赃他人的案例。

除了争夺地权湖权，为保护自己的田宅不受侵害，以邻为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甚至在个别行动中，地方官也参与其中。例如咸丰十年的荆江洪水中，北岸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悍然向南岸开炮，阻止南岸兵丁百姓抗洪抢险，导致南岸堤坝率先溃堤，而北岸却在洪灾中得以保全。

明朝年间，刘伯温在《郁离子·九头鸟》中写到“一头得食，八头争食。”说的便是九头鸟自相残杀，目光短浅。九凤的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为什么九头鸟会有此遭遇呢？这就和“不服周”有关。湖北在古代的时候属于楚地。楚人“不服周”，和地理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封的都是自己的嫡系血脉，但当时的楚王却是一个例外，是由当地的首领上任的，在周天子眼里楚地就是蛮荒之地，楚人也就是“蛮人”。这样想来，周天子自然就看不上楚国，楚国自立更生，一样看不上周天子，向来不服管教，才有了周天子射鸟一说。同时秦汉之际，又流传了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新时代背景下的九头鸟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湖北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往不好的文化习俗开始被摒弃。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和嘲讽变成了某种褒义。”

新时代背景下，九头鸟被赋予了开拓求强、意志坚定、智慧聪敏的积极意义。有的企业和产品以“九头鸟”冠名；有的报刊以“九头鸟”为专栏；有的人以“九头鸟”为名号。人们不再把九头鸟看做不祥之鸟，而是接受九头鸟，将九头鸟当做新时代的吉祥之鸟，智慧之鸟。

而这种变化，在《辞海》的“九头鸟”词条中，有着鲜明体现。1936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九头鸟亦名苍鸆（yú）；今喻狡猾之人为九头鸟”；1978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传说中的妖鸟。后也以九头鸟比喻奸诈狡猾之人”；1999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改为：“亦名‘苍鸆’、‘鬼车’，古代传说中的不祥之鸟。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到这时，九头鸟已经不再具备“比喻奸诈狡猾之人”的功能。

“九头鸟”作为湖北人躲不开，抹不掉，挥不去的形象代名词，湖北人选择坦然接受和认可“九头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树立“九头鸟”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湖北人也不会回避九头鸟文化中的负面部分，正视九头鸟狡黠好斗的缺点，并以此为鉴，知耻而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承湖北人的文化，弘扬湖北人的传统美德和人格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