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辛酸纠结的讨薪故事

故事一：一个包工头带着老乡五十人，承包了房产商一栋房子的施工。按照事前合同结算，有150万的工资，已经给了50万，还欠100万。现在工程完工，也快春节了，房产商资金紧张，没钱给这群农民工。最后在农民工的催要下，房产商只给了包工头20万。因为房产商只认包工头，农民工也只认包工头，所以房产商和农民工之间无法对话。房产商在当地黑白两道吃得开，有钱有势，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当然不是房产商的对手，所以那20万只能忍气收下，否则一分钱拿不到。现在包工头发愁了：如果对农民工公布这个消息，这群农民工会急红了眼，特别是二狗和黑猪那两个臭小子，他们不敢和房产商斗，却敢和自己斗个你死我活，那么所有的农民工会来抢夺那20万元，说不定会出现死伤的事情发生，这个包工头不敢往下想；如果对农民工不公布这个消息，自己趁夜拿着钱跑了，何况这工程里面有自己赚的十五万，跑了也是多拿了农民工的5万，将来还给带来的三位亲戚也行。那么他有可能被媒体曝光，说把农民工的工资卷跑了，名声扫地不说，还有可能被通缉，最终坐牢；他曾经咨询过律师，律师说要五万元，两万给律师，两万给法官，一万是费用。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不敢担保执行得了，那五万元还得借钱，到时候执行不了，还不得赔五万元啊！只能放弃。这个包工头最后想到了死，死了一了百了，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但他又舍不得年迈的父母，贤惠的妻子，活泼的儿子。这一夜，包工头好痛苦，好痛苦，真不知道怎样抉择？

故事二：一个包工头带领一群农民工给一个房产商干活。年底，按照合同结算总计105万，已经给了60万，当包工头向房产商要那剩下的四十五万元工资款时，房产商耍赖，就是不给。包工头找到县劳动局，劳动局说：“在我这个小县城，得罪不起外来的大房产商。你找县长看看，他应该能办得了这个事。”包工头找到县长，县长电话打过去，房产商回电说：“哈哈，这点小事还需您亲自打电话啊？您放心，我会很快办好这事。过几天，我还要亲自去您家喝您儿子的喜酒呢！”第二天，当包工头满怀喜悦地到房产商拿工资款时，房产商平时豢养的那几个年轻人冲过来，拿着钢管对着包工头一顿暴打。幸亏跟着的三个农民工也一边挨打，一边拖起包工头身躯狂奔，才不至于被打死。此时，包工头躺在工棚里，才懂得了房产商是多么的可怕：劳动局根本就管不了，县长也不会为农民工去得罪房产商，法院更不可能受理这样案件，就是受理打赢了官司，也执行不了。面对45万的欠薪，伤痕累累的包工头不知如何给农民工兄弟们一个交待，不知什么时候能还清这么一笔巨大的债务？

故事三：某县计划投资两个亿在该县历史名人故里开发旅游，由县旅游局具体负责。一时间三十多个施工队伍争先恐后进驻，忙得不亦乐乎。完工后，所有的施工队都结不了帐。有的欠款二十多万，有的欠款四十多万，有的欠款五十多万……最多的一家欠款三千多万。于是，有的找到旅游局讨要，有的找到劳动局仲裁，有的直接找到县长，均未得到解决。原因是：县里财政有限，开发旅游是全县发展的必然。答复是：过几年旅游发展起来后一家一家慢慢地还。其实，这叫“政绩”，是一项“借鸡下蛋”的政绩。虽然有的施工队跑到市里或者省里找关系，讨要那些欠款，都没有结果。因为上面官员是从基层走来的，深知底层官员做政绩的套路，不好过问此事。这就相似于“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后倒霉的是千千万万辛辛苦苦干活的农民工。年底了，无望而归。他们的讨薪之路不知有多么漫长。

故事四：一个村主任为了在县政府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工作，决定大搞新农村建设：村前村后、大街小巷的路面硬化，路边绿化；修建村前活动广场；建造雄伟村门，总计投资150万元。他村里账上准备了一百万元，从县里要回了四十多万元，资金差不多。工程开工后，村主任开始给款还比较爽快，过了一段时间后，资金慢慢地跟不上了。工程完工，村主任给了九十来万工程款。剩下的六十万工程款无论如何也要不下。大家感到很困惑，不是说好了这个工程专款专用的吗？不是事前说好的这个工程有钱，现在怎么没钱了呢？后来施工队逼急了，村主任干脆说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不能验收。这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到处寻找等待村主任，好话说尽，不是没时间验收，就是现在没钱，村里还有好多地方要花钱呢！就这样，这群农民工的工资欠下三十万，材料欠下十万，如果能全部要下款工头还能赚十几万。但现在不但不能赚钱，还欠下那么多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工头欲哭无泪。其实工头听说过，村主任的亲戚是副县长，村主任在施工过程中把那些钱赌博输完了，一直不敢说而已。就算打官司，人家没钱，也执行不了。了解这些，工头只好承担欠款欠薪的压力。可怜那十几个农民工，忙活了大半年，最后工钱也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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