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焕颐                                

     继绝学、举逸民，其为盛世文化之先兆乎？文化的沙滩之所以积淀为“沙滩文化”，既是历史的议题，也是时代的意蕴。此中殆涵继举之义。然而，此之所谓沙滩，非当年北京大学红场外之沙滩，而是位于西南崖疆贵州遵义乡下乐安江畔的一个山村。前者显位京师，是为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自“五四”以来，孕育不少为科学献身、为民主殉道的先驱。后者僻处西南乡野，发祥于乾嘉，而丰沛于同光之际的黎、郑、莫三家学术世家，以郑子尹、莫友兰、黎庶昌为代表，师儒一代，沾溉百年的文化群体。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居遵义，其史地研究所张其昀教授集思广益编撰《遵义新志》，关于沙滩，曾作经典性的评述：“黎恂字雪楼，嘉庆十九年进士（1814年），官浙江桐乡县知县。浙江省素为人文渊薮，颇广见闻。尝曰：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归黔后以廉俸万金购置书籍。郑珍（子尹）以甥行，莫友芝以年家子，皆从恂治朴学……其后，珍与友芝蔚为一时宗师，西南巨儒。侄庶昌，字莼斋，师事曾文正公，从事经世之学。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全国一知名之文化区。”“沙滩文化”的定位，从此获得文史学家的公认。
　　郑、莫、黎三贤，虽同以学问文章崛起于沙滩，驰名海内，然其为学则各有所尚。郑子尹、莫友芝，乃师儒型的学者，一生淡泊名利，身心之所系，惟不绝如缕的汉学与宋学；庶昌则异是：孜孜于学以济世，一生以忧患始，而以忧患终。论学术成就，首推郑子尹，其初，实致力许郑二家之典籍，以为不明传注，则经不能通；不明训诂，则传注不得而读。苟有所惑，则发愤殚思，倘犹不合，则群综博索诸子百家之说，旁参曲证必求一得。如是者积三十余年，而学以入化披坚。盖“经莫难读于仪礼，婚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轮舆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及说文新文新附考。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正。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释困解惑，必力辟穿凿附会。不立异以自炫，不苟同而有本。于是浑涵博大，怡然为西南巨儒：鸿肆而核辩。经术所不能尽者，则为诗为文，曰《巢经巢》诗文集以昌大之。诗文所不穹者，则为画以意之。画所不能彰者，则以正、草、隶、篆的书法宣泄之。故这位“黔之通人”“西南巨儒”在清代就被人目为“经学大师兼诗、书、画三绝”。而他的诗，尤为当代学者称许曰：“卓然大家，有清一代冠冕。”生前与莫友芝常以学问文章互砺。卓然品位尘俗，唯诺不苟。二人合修的《遵义府志》典章民俗勘察甚精，文采斐然、古朴醇厚，书成，被称为“天下第一府志”，可与山海经，华阳志争辉。然二人均困顿而不趋时应命：同治年间，得大臣密荐，诏以江苏知县补用，辞不就。故郑子尹名曰郑徵君，莫友芝名曰莫徵君。其不俗品骨可见一般。
    今年，是子尹先生诞辰两百周年，北京有关方面，及遵义市有关方面，在遵义市、遵义县的沙滩，合开纪念会，以纪念这位一代宗师及沙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窃以为“沙滩文化”非人之所谓，是乡里文化，或地域文化。倘是，也寓有广泛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子尹、友芝、庶昌，皆生于丧乱蓬生、学术凋蔽清朝末季的大环境中，郑莫欲学起一代之衰；庶昌则是力图经世致用。前者，其用心在于欲以经术淑世，诗书乐礼淑人。后者之用心则是雅不欲以文士自居，而以陈亮自期，以学术为经，上法三代，旁参泰西，以拯世济时为己任。取向不同，而忧时之素悃则一。故“沙滩文化”的定位，从来不是庙堂，乃是介于庙堂和草野之间的士大夫民间清议。论者以郑莫两先生之瓌奇孤邈、力辟陈常，尊之曰一代鸿儒。以讲洋务、图变法维新、修古文辞、刻古逸丛书，尊庶昌老人为爱国者，为开沙滩文化一代之先河。呜呼！“自秦燔诗书而汉儒有章句之学，自刘向校书而后儒有校勘之学。自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品点之学。”“沙滩文化”遗产极丰，我们将何以目之？值此物欲猖獗，见利而忘本忘义，人文精神、国学精粹系于一线之岌岌，其不沦为绝学者几希。于是，我以纪念子尹先生之两百周年诞辰，为时代之良知而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