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等级中，既然君主已经是至上者，那么，谁有资格规训他？显然，规训者既然不能在社会等级上具有政治优越性，那就只可能在道德等级上具有价值优越性。这就是孟子的“天爵”论：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界定“人爵”的内涵是“公卿大夫”即社会地位，“天爵”的内涵是“仁义忠信”即道德境界。这就是赵岐讲的“天爵以德，人爵以禄”。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预设：“天”高于“人”，所以，“天爵”高于“人爵”。“今之人……”是一个全称判断，即对现实社会中公卿大夫整体的价值否定：他们要么根本不修天爵，要么“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仅仅是将仁义忠信作为谋求富贵的敲门砖。

所以，这些“人爵者”理当受到“天爵者”的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