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构
(2024-09-20 00:01:40)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主要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明显加剧。2007年,中国、日本、德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均达到历史性高点,经常账户顺差占名义GDP的比重分别为9.9%、4.6%与6.9%。美国、英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在2006年、2008年相继达到历史性高点,经常账户逆差占名义GDP的比重分别为5.9%、4.0%。
从2003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时间中,关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讨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一度非常火爆。关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成因的讨论很多,可以从顺差国角度与逆差国角度进行梳理。
主要的经常账户顺差国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以及位于中东、北非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不言自明,故而不在重点讨论的范围内。至于东亚经济体的顺差,主流解释有两种。
第一种解释是,东亚国家普遍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为了让其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东亚国家会系统性地压低本币汇率,而本币汇率被刻意低估是东亚国家具备持续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例如,曾经流行一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学说(代表性人物是Michael
P. Dooley、David Folkerts-Landau与Peter M.
Garber)就持有这种观点。
第二种解释则从国民收入核算入手。在国民收入核算中,一国净出口等于该国储蓄与投资之差。换言之,如果一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该国一定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如果一国国内储蓄小于国内投资,该国一定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这种解释认为,出于各种原因,东亚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较高,由此具有过剩储蓄(excess
saving),这导致东亚国家具有持续的储蓄-投资缺口(储蓄大于投资),因此必然形成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上述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
另一种视角是从主要逆差国尤其是美国的视角出发,主要包括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美国居民存在过度消费(举债消费)的情况,过度消费使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由此形成了持续的储蓄-投资缺口(储蓄小于投资)。美国需要依靠外部借款实现储蓄-投资平衡,而这意味着美国必然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
第三种解释是,美国企业家从事全球股权投资与风险投资的能力很强。因此,其他主要国家会集中投资美国国债,美国在获得外部资金后,再由美国企业家对全球进行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由此,美国一方面会获得投资专业技能的溢价(即海外投资净收益为正),另一方面会出现金融账户顺差与经常账户逆差(外国通过投资美国国债而借钱给美国)。这种假说的代表性人物是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élène 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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