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是曹禺先生“雷雨三部曲”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部，她既有与《雷雨》的直接相迥异的婉约，又带有与《原野》的阴森完全相反的壮美。曹禺在《日出跋》中这样说：“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同样，我也喜欢《日出》，不仅因为它痛苦中那一片凄凉的苦吟声，更因为在痛苦的背后是一片希望的颂歌。“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唯美的诗句。在壮丽中满载着光辉，而在光辉中又显现出一份哀泣的深沉。然而，逝者虽已长眠，本“不属于”我们的太阳终将照遍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而所有的人们，无论已在的还是不在的，都重新被赋予了新的血与肉，正如剧本前作者引用《圣经·启示录》中的原句：“我又看见了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要解读清楚陈白露这一人，首先需明确这一角色在全剧中的地位。“顾八奶奶，胡四与张乔治之流是陪衬，陈白露与潘月婷又何尝不是陪衬呢？这些人物并没有什么主宾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实际上，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要角色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主角，便是那升起的日出。所以陈白露根本算不上“女一号”，她只是曹禺理想愿景高度凝聚后的一个化身，或是在心灵深处呼唤日出东方的青年女性，而她的呼唤正代表着作者本人的某种灵魂展望。

    善良，独立，聪慧，坚强是陈白露身上的闪光点。白露，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纯洁而静美。“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在那样一个肮脏臭陋的环境下，她尚且还能洁身自好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十分难得，不过“鬼们”却不可能理解这女神般的崇高品格。第二幕里，那个“可怜鬼”李石清这样评价她："陈白露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而像张乔治分明是把陈白露当作玩物看待，自诩为带有西方文明社会思想精髓的高等人，实际上则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至于潘月亭，虽然有帮助陈白露的种种举动，但他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利用陈白露借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从虎口中帮助小东西脱离险境，更将这种善良的性格升华到了异常神圣的高度。而独立与坚强，不光表现在她屈从于黑暗的氛围却不与“鬼们”同流合污，更是其自尊与自爱的来源与基石。同样在第二幕中，顾八奶奶说：“可是你看，（潘四爷）你一眼就看中了他，抓着他，你说个‘是’，他不敢说个‘不’字，所以我说你是中国顶有希望的女人。”陈白露一边燃着烟一边答道：“我并没有抓潘四，是他自己愿意来，我有什么法子？”这个回答看起来很轻松，实则是不卑不亢的陈述，意思是说：“我陈白露可不是一般的交际花，我有我独立的人格，从不屈从于任何权贵势力，你不要用你低俗的思想将我和潘四的关系误解。”这样的自尊，当然又转换成了对“鬼们”的由衷鄙视。还是这幕情节，顾八奶奶又称赞潘四和白露：“我刚才说呀，你们一个仿佛是薛发黎，一个就是麦唐纳，真是半斤八两，没有比你们再合适的。”白露竟饶有智慧的暗讽道：“你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会说话，我一见你就不知话该打哪头说，因为好听的话都被你说尽了。”还有第三幕中，当幼稚的方达生天真地说：“我想见见他（金八，《日出》中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陈白露愤然说道：“那还不容易，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在这个地方有时像臭虫一样，到处都是。”而在黑暗的社会里，有钱有权的是蔑视光明的鬼，最低微下贱的则变成了渴求光明的人，这感官上的错位无疑为恨与怨让出了主体空间，没有扭曲，没有夸大，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则贯穿在全剧的始终。

    关于陈白露既然如此憎恨“鬼”却为什么还会走上高级妓女这条不归路，原剧中并没有解释的很清楚，只是陈白露自己说：“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舞女。”还说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不依靠任何亲戚，朋友才有今天这一天。或许是作者故意让观众发挥想象力，重塑一个陈白露成为交际花之前的清晰形象，但有一个人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其在白露心理变化种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小东西。有人曾经建议把第三幕小东西在劣等妓院受煎熬并上吊自杀的整个场面删掉，曹禺厉声批评了这样的建议，为什么，这当然不是作者为写那三十多页，如何的幸苦，如何的耗时间因此劝人家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那么简单。小东西的遭遇，就是当初那个天真浪漫的陈竹均小姐的遭遇。（竹均是白露的本名，亦是一个含义深刻的名称）尽管白露未必也是被皮条客或人口贩子束缚或利用而入圈儿，但家庭的破败惨状是一样的，那种人生危急到边临崩溃，内心无奈而对命运以屈从的感触是一样的，那种虽在形式上已屈从命运但仍旧坚强的保留内心一份贞洁之地的思想性格是一样的。翠喜（《日出》中一个妓女形象，被曹禺视为金子的人物）说的好：“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但从对本真人性彼此的理解与同情的角度看，陈白露与翠喜对小东西的态度近于一致，不过陈白露是从“天堂”跌到“地狱”的人，翠喜则始终在“地狱”中挣扎。白露的交际与视野范围自然比翠喜来得广，见得深。对权贵阶层的那种痛恨也更猛烈。正如第一幕中得知小东西打了金八一巴掌，白露不但不像茶坊王福生那样鄙视这个可怜的姑娘，还拍手称赞小东西“打得好，打得真好！”就好象心头上一块巨石被暂时化开了一样。而对这个萍水相逢的农村姑娘，陈白露像涌潮水一般，一股脑在小东西身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尽管阶层与地位不同，但痛楚背后的相得相知，使白露看见了小东西就好比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又好像正与一个经历了大灾大难后的至亲相重逢。其实，陈白露拯救小东西还有另一则深意，那便是灵魂救赎之下的自我拯救。白露在这黑暗的世界里还不至于像潘月亭，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种种东西那样沦落成鬼。但谁又能保证她的灵魂就不会再进一步堕落？第一幕中，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夜晚，白露都还要打开窗，让冷风吹进自己的胸膛，不正暗示了她对宾馆里一切腐败不堪肮脏的厌恶已到一种难于容忍地步的压抑了吗？所以她要放新鲜空气进来，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暂时的净化。换句话说，身陷虎口，她还要寻求安慰自己的手段，来弥补自己的精神创伤。方达生虽然要拉他走，可她知道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下文还会分析）而小东西的出现无疑是一份弥补创伤的良药，并且是最好的良药。因为倘若小东西不被王福生拐走，最能理解陈白露处境并且亦会以同样真诚的态度爱戴陈白露的人就是小东西。事实上，白露是将小东西当作妹妹看的，因为对于她来说，这样的认知关系最平等，最具有责任与关怀，所以第一幕结尾，方达生将小东西说成白露的干女儿，白露就愣了一下。这就暗示她不想让二者的关系变成从属关系，而是对等而无拘束的平等关系，像光明世界人们彼此的关系那样美好，而白露不但可以从拯救小东西的高尚举动中获得一份满足，而且这样的满足俨然如同一个平衡点一样将白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调整好，又使白露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堕落下去。因此在第四幕中，当陈白露遇见潘岳亭时，她说：“不过，你们轻轻把小东西又送回金八手里，这件事是很难弥补的。”什么意思，因为小东西重新落入虎口全然泯灭掉了白露本可以拯救自己的最后一则手段，而在同幕开启时“白露一个人站在窗前，背向观众，正撩开帷幕向下望。她穿着黑丝绒的旗袍，周围沿镶洒满小黑点的深黄花边，态度严肃，通身黑色。”如此强调黑色，不仅表现着白露进一步看到了黑暗社会的残忍和丑恶，更透露着对小东西悲惨命运的伤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自身命运的预见与绝望。所以，之后剧情白露对张乔治，顾八奶奶等人那种冷淡的态度就比较好理解了。

      在谈到陈白露与方达生人物形象的类比问题时，《日出跋》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中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这一男一女，一个傻气，一个聪明，都是所谓的‘有心人’。”这段叙述很能解释为什么陈白露始终没有与方达生走，事实上，方达生直到全剧结束都没有体会到白露的痛苦处境，第一幕里，单纯而质朴的方达生一心让白露跟他走；第四幕中，质朴而单纯的方达生虽然已经对社会的了解有了一定的长进，却仍一心要让白露跟他走，似乎总认为逃走后便可万事大吉，自己真能够给白露带来幸福了，好象始终都把眼前的白露当作原来的那个竹均一样，认为逃走之后陈白露也必然还是那个陈竹均——那个自己心爱的人。因此，他总幻想着陈白露也深爱着自己，只是因为交际舞女的特殊身份而言不由衷，亦因这份幼稚地幻想霸占着方达生的心灵，他的所作所为与陈白露所期望的理解完全融不到一处。“方达生：‘你很爱他（曾经带着白露离开的诗人）’陈白露：‘嗯——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方达生：‘没有什么，也许我问清楚了，可以放下心。这样，我可以不必时常惦念着你了。’”达生的回答乍一看很莫名其妙，但如果结合全剧的人物性格看，这么可笑的回答实则是发展的必然。在对话中，陈白露变化的事实方达生刚刚揣摩到，那么对他，爱情的希求也只能成为悲催的过往了。事实上，方达生对白露的“爱”，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只是懵懂少年男女之间那种“利己”的“爱”。甚至在剧末，达生又将白露的身份由“情人”猛然转变成了一起“冲破”黑暗的“同志”。他狂喜地敲着白露房间的门道：“你听！你听，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指工人们，那些拥有希望的人）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我们还可以——”对社会问题辨别不清，对自己的所爱辨别不清，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辨别不清，只是空怀着一份美好的幻想，却毫无理性的头脑。那位曾带白露一起走的诗人，其思想性格大抵与达生雷同，但他尚且能清晰地看到寻找希望的路途，从这一点来说，这实在比方达生要好得远。诗人都没有给陈白露带来幸福，比之次许多方达生又怎能为陈白露带来幸福呢？ 所以陈白露不跟达生走也就很让人理解了。正如曹禺在《日出跋》中写道的：“方达生，那么一个永在‘心里头’活的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整日地思索斟酌，长吁短叹，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举动！”达生的可悲，便映射着光明的世界里又一可悲之处：貌似聪明的人实则伪善，貌似善良的人实则愚蠢，貌似聪明又貌似善良的人难以存活。

      貌似聪明又貌似善良的人也就是陈白露，前文也说道她虽然深陷黑暗，但内心崇高。“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因为黑暗的东西看的太多，所以把光明之物看得尤为珍贵；因为丑恶的人交往的太多，每每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美貌，终究庆幸于自己与“鬼们”的不同。但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总归是现实，现实中的她还是“断然地跟着黑夜走了。”我们不能否认白露的身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人性的弱点，这在《日出跋》中，曹禺也承认“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这集中就反映在对自己理想性的生活奢求过高，“我这个人在热闹的时候总想着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热闹。”也就是说，白露想得到的是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绝对均衡的生活，她在灯红酒绿高档宾馆厌恶那种糜烂的人生，在与年轻诗人的婚姻生活中又忍受不住那种长期的平淡。想以小东西为自己的精神支点来鼓足生活的勇气，黑暗社会对小东西的无情践踏亦无疑摧毁了她的这份心愿，白露完全迷失了自己，究其迷失的本质，实是源于“书香门第”出身的背景与现实的颓唐格格不入，而花天酒地的生活大环境中在潜意识中也对她的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没有钱，不能长期过好日子，有了钱，带给自己的也只是苦头。她始终走不出黑暗的阴影，而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弱小的白露，即便有一时的庆幸也只好被人生的不幸所吞噬：或完全堕落为鬼，或自我终结，并以另一种“人生形式”寻觅到那真正永恒的“日出”。自然，她选择了后者。“这——么——年——轻，这——么——美，这——么——”当白露吃药的时候，她这样说道，而在临死之前，又低声吟叹：“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她吸进一口凉气，打了个寒战，她回转头来）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句话前面极度含有希望，后面又极度暗含绝望，正是现实中绝望与希望的巨大反差，令《日出》的悲情意识极深刻，极深沉。但若仅以这样的形式结尾，《日出》的意义还尚且不很十足，因为在绝望的现实背后，始终有一个希望的理想存在于幕后。当陈白露向方达生介绍那个写日出的诗人时，她说“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天一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有时候乐得在我面前直翻跟头，他总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的。’他永远是那么乐观，他写一本小说叫《日出》，因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又回忆诗人将她解救出来以后“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又介绍“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那句话出于小说中一位临死的老人之口。当方达生问她现在还爱不爱那个诗人，她又不假思索的承认。其实，白露爱的并不是那位诗人的现实形象（现实的诗人后来并没有给白露带来太多的幸福），而是热爱诗人渴望光明，追求光明，获得光明的理念与追求。在这一层面上，诗人已经是“日出”的象征了（跟后台劳苦大众的劳动歌声相呼应），就好比金八并不是《日出》中实在的人物，而是虚化了的“黑暗势力”的龙头代表。而在最后，那本《日出》始终不离白露的左右，而她又以与小说中的老者一样道出了相同的台词，显然，此时的白露必然想到了那个诗人的形象，那个永恒的“日出”形象，必然会带着她永远离开黑暗的世界，走向永恒的光明。请注意戏剧最后的场景：“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即‘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得吃饭，可得做工！’）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耳朵里像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屋内渐渐黯淡，窗外更加光明起来。”戏的最后已经完全与现实脱离，而饱含寓意，工人们已是光明的使者们的代表，他们朴实，善良，端庄，或也可作为理想世界中人们的化身，他们所吟唱着正是日出升起的序奏，那声音越来越大，正预示着初升的太阳与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屋内渐渐黯淡”正是黑暗社会的毁灭，正像最后张乔治所作的噩梦那样：“忽然轰地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此刻窗外的光明亮了起来，这就带来了这样一则具有深意的结尾：恶鬼们被彻底消灭了，小东西们的痛苦没有了，陈白露们如同凤凰涅磐样的重生，“太阳不属于我们”的人，变成了永远拥有太阳的人，而“诗人”的形象真的回来了。

      日出，这个全剧中的主角，这个曹禺召唤出的真正主角。并非一时一地人们灵魂深处所期盼的对象，而是任何时代，地域的大众内心向往的永恒主题。换句话来说，《日出》的故事背景来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但它的深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我不认为《日出》是对万恶旧社会的讽刺，剧中丑态百出的“魔鬼”，善良人的遭遇，糊涂者的可悲，糜烂而乏味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难道就没有了吗？诚然，人类塑造的社会现实离《老子》，《佛教》，《圣经》中所描绘的理想世界还很遥远，而曹禺正是代表着全人类，呐喊着来自现实深处所有人的心声，旨在让两种世界的距离考得更近，至少提醒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有这么一幕日出的形象，令痛苦暂时失却全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