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一千八百余页的古汉语字典，与其它字典不同，该字典不仅扩大了词义的概括性，而且将生僻字归入备考专栏，将每一个字同古韵部相互参照，同源字词也列举的非常清晰。因此，这部字典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出版不久就令学术界为之震撼。这就是《王力古汉语字典》，他凝结着王力先生，这位中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毕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主张。时至今日都是语言学研究者及其爱好者所必备的参考资料，在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中，王先生思想的身影也几乎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们的文化境界。

     王力，字了一，青年时代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极爱这位学生，在其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中批语道：“开拓千古，推倒一时，静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梁启超的眼光毕竟不俗，三十年后，王先生的业绩又何尝是“开辟新途径”那样简单？另一方面，赵元任则对他提出了更为中肯地智语：“说有易，说无难。”旨在鼓励自己的学生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学问，广泛学习，吸取学问以提出独立的，具有深刻价值的主张。好求上进的听者总是有心的，赵元任的话鸣之一时，却跟随着王力整整一生，成为了他著书立学的座右铭。

     依然是在赵元任先生的推荐之下，1927年冬天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 1932年，他以毕业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据说，东方学者要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很难，几十年间东方学者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9人，而王力正是是其中之一。归国后，先生不求功名利禄，亦不求奢华的生活，默默无言地在高等学校任教，并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因为在青少年时代靠自学广读图书古籍，具备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清华的经历和留学的背景，学识异常渊博，因此，他的研究方向涉及到中国语言学近乎所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都有其开创性的贡献，而这在中国学界又是极其罕见的。

    中国语言学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现代语言学直至二十世纪才刚刚起步。自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汉语语法研究，但主要的立足点仍旧是依附西方的语言学理论。1936年1月，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对当时简单借助西方理论进行语言研究的学术风气进行有力的批判，先生说：“中国所特有的文法规律，往往为马氏所忽略。因为马氏先看西洋文法里有什么，然后看中国有无类似的东西。至于西洋所不分别者，他就往往不能在中国文法里看出来了。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寻找中国文法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王力先生结合中国文法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及中国文法的几个突出的特点诸如词的次序，事物的关系的表现等，发表了自己独到观点。“这仿佛是一篇‘宣言’，我在这篇文章里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将中国语言学从西方的学术框架中真正独立出来，并形成自己特有的体系，是王力先生一生的研究目标，无疑地，他做到了。

    《中国文法学初探》开启了中国文法学的先河，在当时影响颇广。随后，先生在1937年《清华学报》上刊登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突破性地提出“系词”这一语言学术语，该文章长达四万余字，是中国学界对汉语语法专题进行历时研究的首创之作，它指出先秦汉语的肯定判断句不用系词是最常见的事实，系词“是”则是六朝时代由表复指的指示代词演变而来。王先生在这里讨论系词从无到有的历时演变时非常注重语法的系统性。“所谓文法者，本是语句构造上的通例；如果我们在某一时代的语料中，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语句构造方式，那么就不能认为通例，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那时代的文法。即使不是传写上的错误，也只能认为偶然的事实罢了。”他还指出：“乙时代所有的文法，甲时代未必就有。”可见，先生的始终都是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来考证语法问题，解决问题，从不孤立的看问题，没有“单文孤证”的立论，严守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

    汉语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王先生在早期基本主张是单凭意义进行分类，但经过相当长的实践后，他发现自己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于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论文《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单纯地从概念范畴去分别词类是错误的。”在《汉语实词的分类》一文中，先生更加明确地说道：“我在解放前在词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单纯从意义范畴去区别实词分类，没有把句法功能与词类问题结合起来。”善于反省自己的不足，更可贵的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坦然地说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相当多的名师都还做不到这点，何况王先生这样的大家。这种随时反思自己的治学精神十分可贵。

     王力先生同样重视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他曾说过：“研究汉语的语法，必须重视汉语的特点”1956年发表的《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和《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都是立足于这一学术主张的。《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指出：“把主语看做题目或话题，那是不对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这里不卖票”主张主语的话题的人认为句首名词性成分“台上”，“这里”应该都是话题，自然也是主语。但王先生却不怎么看：“如果拿话题作为主语定义，只要句首的词是名词，就非承认他是主语不可，我很怀疑该不该这样机械地分析句子。”文章借鉴俄语语法著作对主语的定义，描述汉语文法中的主语为：“在叙述句里，谓词所表示的行为是属于主语的”，”描写句里，谓词所表示的性质是属于主语的“，”判断句里，谓词表示主语所指称的事物的属性。“

      王先生是位有心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当时在清华已经成为语言学教授的他，将藏书寄存在好友朱光潜先生的家中，一路辗转至长沙。他在书摊上无意浏览到《红楼梦》和《儿女英雄转》，并由此激发起这些著作可作为语法学研究的参考材料的灵感，继而写出名作《中国现代语法》，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在授课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们对于自己讲义的反应情况，”教学相长“的教育方式令他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学生及其晚年助手张双棣教授告诉我们：”王先生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学术方法是他做学问最具特色的风格，在《王力文集》所收录的四十多部专著大部分都出自其讲义，也就是说，王先生每授完一门专业课就能够依据讲稿编出书。“在西南联大从教期间，王力先生就单从这段时期的讲稿部分抽录并独立出《中国语法理论》，同《中国现代文法》互为姊妹篇。

      在音韵学上，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贡献主要有这样四点：第一，脂微分部说；第二，拟测上古声韵系统，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拟构古音的原则；第三，支持并例证段玉裁”古无去声”的观点。王力的音韵学研究是立足在广收前人学术经验的前提下，参考大量古书，韵书，深入分析比较而得出结论。代表著作有《汉语音韵学》，《音韵通论》，《上古音》，《中古音》。其提出的脂音分部说，完成了上古韵部系统的划分工作。简单的来说就是王先生根据章炳麟所分析的队部音韵和黄侃的没部音韵相互出入的情况，断定“隹雷”诸声符的字有独立性可以另立一部；在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时，亦发现脂微分部的线索。考证《诗经》用韵，确定江有诰等人的脂部应当分为两部。“频率和语义在语言学研究中是很有效的方法”张双棣教授说：“王先生也很重视”王力先生统计《诗经》用韵的结果，发现在一百一十例里面，可以认为脂微分用者84例，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再从段玉裁的《群经韵分十七部表》统计，又发现分用者27例，约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可见，分部的频率之高，例子之多，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分用趋势了。

      在拟测上古音方面。王力先生指出古音的构拟应该是音位性质的描写，不应该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去进行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细致入微的描写。他说：“古音拟测应该只是一种示意图，因此，上古元音只能是音位性质的描写，不应该是实验语音性质的描写。”“示意图不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乱画的 ，拟音必须做到近似而合理。”他又指出同一韵部必须拟出相同的主元音。先生说：“上古同韵部字，不管一二三四等，一定要同元音。”他还主张构拟的古音系统在类型学上应该符合世界语言的一般性质，更要符合汉藏系语言的一般性质。因此，先生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人的构拟系统中许多地方不合乎自然语言结构的地方就提出批评。“如果把先秦古韵一律拟测成为闭音节，那将是一种虚构的语言”“把上古汉语拟成开口音节极端贫乏或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不合理的。”

     《说文解字注》的撰者段玉裁提出的“古无去声说”获得了王力先生的赞同，在先生的论文《古无去声例证》中列举出上五十九个字例，以《十三经》作为主要参考证明了段玉裁主张的合理性。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语言学讲师房艳红老师对我们说：“王先生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是最卓越的，不仅在上古音音韵方，而且在中古音系统上也有突出突出贡献，而且我认为，他在中古音上填补的空白更具影响力，因为上古音韵毕竟有许许多多需猜测的东西。”《经典释文反切考》，《朱熹反切考》，《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等等，时至今日都是中古音韵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词汇研究领域中，《理想的字典》，《新训诂学》，《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说江河》，《古汉语字典序》是其中重要的论文。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则是《同源字典》和《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张双棣教授说：“王先生曾说道：‘比如说望文生义和同换概念，这些毛病，都是忽略了语言社会性而发生的。’”张教授继续回忆道：“他经常举这个例子，《孔雀东南飞》中‘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的信字，有人给他讲成了媒人，王先生说，这个解释是错的，这个信字其实是信使的意思，‘自可断来信’就是你可以拒绝那个信使。王先生还进一步解释道：‘别的书里面，信字都不当媒人讲，只有《孔雀东南飞》里面，信字当媒人讲，那别人谁能看的懂啊？也就是说，它在当时那个意思，你非要说它有这个意思，那在当时没人看得懂，因为这个意思没有产生嘛。’”这个就没有考虑到语言社会性的原则，没有从语言的实际出发，所以这样的解释都应该是错误的。“所以王先生特别强调这个语言的社会性问题，也就是我们解释古书，一定要尊重古人的语言的客观实际，”张教授道：“现在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你们平时搞研究一定要读善本，查原始资料，不要从网上找，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靠不住的。”很显然，王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也深深影响到他。

      “王先生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且大声疾呼地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张教授又说。所谓的历史主义方法，就是要注意语言的时代性，也就是要注意语言的词汇演变。“王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明确地提出来说：‘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都应该研究它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死亡。’”“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汉语史稿》的原因，从发展的眼光看语言的演变过程。”张双棣教授说道。1982年王力先生特意写了一篇《说江河》的文章，文章中特别声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读古书要有历史的观点，要注意语言的时代性，要有发展的观点，要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别。”在张教授看来，这篇文章好似一把利剑，拔开纷杂的表象，大气磅礴地说明江河的古义及其发展变化，为后继学人们提供了典范。“为了建立历史观点，在上古书籍中，凡是江河似乎解作专名，通名都讲得通时，都应解作专名。”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也说道：“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词还没有这种意义，即使这样的意思可以讲得通，也不能这样讲。”

      王先生强调在研究词义的发展时，要尽量避免远绍的猜测。他说：“所谓远绍，是假定某一种语义曾于一二千年前出现过一次，以后的史料毫无所见，直至最近的书籍或方言中才再出现。这种神出鬼末的怪现状，语言史上是不会有的。”他举了一个“该”字，在《说文解字》里边说：“该，军中约也。”有人就说后来的应该的该和该欠的该都是从“军中约”这里引申出来的。王力先生反驳道，应该的该大概是宋或者宋以后才有的，该欠的该就出现的更晚了。“隔了一千多年，生出来这么两个儿子，这种情况，在语言史当中是不应该有的。”

      另外，先生也强调研究词义的发展，要有敏锐的眼光，能发现任何细节的变化而不放过它。他曾称赞段玉裁说：“段玉裁的眼光最敏锐，譬如他注解仅字，就注意到唐代的仅和清代仅的不同，唐代的仅字，是庶几的意思，段氏举杜甫诗‘山城仅百层’为例。唐代的仅和清代的仅都是程度副词，很容易被认为一样，然而前者叹其多，后者叹其少，实际上恰得其反。”为更具体的研究词义，他提出一定要兼顾语音和语法，主张通过描绘词义谱系树来解释词语，从而清楚地把握释义的脉络。他又是国内第一位提出词汇也具有系统性的学者，指出词汇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词与词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是一个词的若干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同源字典》就是本着这样的主张编写出的又一部力作。“在该作品中，王先生彻底抛弃了字形的束缚，从音义两个方面判定词的同源关系，而且这里的音一定是先秦的古音，因为同源字大多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这其中的义一定有古代训诂的根据，而不是个人的臆测。”张双棣教授说道。

      在对字典辞书的编辑，王先生也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历史主义原则和语义学思想原则。在其论文《理想的字典》中，他说：“如果把几千年的一切字和一切义都毫无分别的排列着，就等于把历史的观念完全抹杀掉了。”王先生主张，本义应该是第一义项，因为本义是最原始的意义，其它意义都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引申义则要根据产生时代先后排列，这样才能给人以词义发展上的清晰认识。

      季羡林先生曾给予王力很高的评价：“中西融会，龙虫并雕。”足见这位语言学泰斗精深而渊博的学术造诣。其实作为高效教师的王力，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学上也有着崇高贡献。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期，已成为该校文学院院长的王力先生是第一个将语言学专业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建立语言学系的学人。建国以后，王先生又是《语言学论丛》杂志的创始人，这部杂志至今已出版了四十余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格较老，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先生的讲课方式及其审慎严谨，“每次上课前，王先生都会把讲义细心地，从头至尾地浏览一遍，即便是80多岁，学问都已烂熟在心，也会在课前打一个简单的提纲。”张双棣教授回忆，“他上课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线索十分清晰，这就跟吴祖光先生的授课方式很不一样。当然，这是由语言学的严谨特点所决定的。”在一节课即将结束的时候，先生还会告诉学生们他这周是怎么准备的课程，都查阅了哪些资料，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问题，目的就是培养同学们的学术能力。“他是发自内心的爱学生”张教授又说道：“甚至是小学生写信问他语文学习的问题，他也拿起笔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回信。”

    《谈谈怎样学习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写给青年学生们的参考书，它以浅显而深刻的话语激发学生们对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潜心治学，敬业爱生的人格魅力和丰厚的专业素养，王力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许许多多著名的语言学学者，像唐作藩，郭锡良，向熹，耿振生，以及我们专访的张教授等等，现在都已成为了中国当代语言学发展的领军人物。

      生活中的王先生随和而乐观，从没有什么架子。他在晚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有一次，报社记者来采访他，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王力回答：“没什么养生之道。”记者又问平时参加什么锻炼，先生又回道：“也没什么很严格的锻炼，就算散步了！”记者听后，兴奋地继续问他，平时都什么时候散步，先生又答道：“随兴致，刮风不去，下雨也不去，既不定时，也不定量。”记者听后，又问，饮食方面有注意吗，先生回答：“没什么忌口，你给我做什么，我给你吃什么。你要问有什么算得上秘诀的，那就是每天开心快乐，遇到再大的烦心事该吃吃该睡睡。”“王先生从不与人争执，也从没看过他生气”张教授大笑道，“他把做学问看成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这一点又跟很多学者不一样。”唐作藩先生也曾谈到，王力是一位很有情趣的人，他曾和沈从文先生在《光明日报》上针对古人有无胡须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一次，王先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陕西博物馆参观，当在门口看到四个兵马俑雕像时忽然哈哈大笑，身旁的人很奇怪，问他笑什么，他洋洋得意的回答：“沈从文输啦！他说古人没胡须，你看看那些兵马俑的胡子多长多密！”

       1980年8月，《庆贺王力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在京召开，王力随同其好友叶圣陶，胡愈之，董纯才等人出席会议，他的老师，已九十岁高龄的赵元任先生专程从美国发来贺电，高度肯定了王力语言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1986年5月，王力先生在京逝世。北京大学中文系向他致以挽联：“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绛帐肃穆，滋兰树惠，身后三千倚马才。”这位现代汉语奠基人的精魂，将永垂青史，陪拌未来的中国学者走过更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王力先生老家的一所中学——广西博白县第二初级中学正式更名为王力中学，老家的教育工作者们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