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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与馅饼

——兼谈余秀华诗歌事件

诗歌是一条寂寞的蛇，但诗人却并不甘于寂寞。

写了十六年诗歌名不见经传的余秀华，最早由《诗刊》发力，其后在网络和媒体的双重热炒下几乎在一夜之间爆红，成为2015年当仁不让的第一桩文化大事件。

我大约是在去年10月中旬收到《诗刊》2014年第9期的。因为编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之故，我照例对该期杂志进行了快餐式阅读。当读到余秀华的作品时，尽管我并没有像《诗刊》编辑那样激动得精神为之一振，但她的诗确实打动了我，并与我所倡导的“以重塑诗人的社会角色和担当意识为己任，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试图通过选本的导向作用对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干预、介入和校正，力图在诗人与社会之间、诗歌与读者之间焊接一座精神与灵魂的桥梁”的编选理念吻合。我毫不犹豫从中选用了《我养的狗，叫小巫》《一包麦子》和《下午，摔了一跤》三首。11月底，在第二届“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评选时我再次认真阅读了余秀华的作品，将其纳入了提名范围，并在网上对其资料进行过搜索查询，最终因“既立足入选文本，又兼顾诗人创作的总体成就”这一评奖原则的后半部分而提名了另一位女诗人舒丹丹。

在我看来，对任何一个诗人的评价都极有可能是一个陷阱。陷阱的危险性和危害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它隐蔽、空洞，并且内藏杀机。其实，余秀华就是余秀华，余秀华的诗就是余秀华的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判断。例如沈睿说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臧棣说“她比北岛写得好多了”，再如沈浩波说她的诗“写得并不好”，张执浩说她的诗“良莠不齐”。于我而言，我在编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4卷》时选了她的诗，而且是3首，但是，在第二届“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评选时我再三权衡，最终还是没有提她的名，仅此而已。换一句话说，余秀华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切片”，具有标本的意义，有一些是“碎片”，需要缝补，还有一些是“残片”，需弃之。

余秀华的走红于余秀华本人而言，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一件大好事，于诗歌传播而言亦如是。尽管在传播过程中被有意地贴上了“脑瘫”“农民”“底层”这样超越诗歌文本的标签，那也是传播的需要，是媒体的有效手段。在这个不择手段的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噱头，传播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们不仅不必对媒体（包括自媒体）求全责备，相反，我们应该感谢媒体，正是这些媒体的推波助澜才将余秀华爆红炒到了文化事件这一高度，并将本已“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诗歌推到了熙熙攘攘的前台，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读者和社会的一次集体检阅。不管是诗人、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他们发出的各种声音对诗歌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即便一个眼高手低的诗人，也是能将陷阱与馅饼区别开来的。

在陷阱与馅饼之间，若非别有用心之人均必会选择馅饼。尽管我并不喜欢赵丽华那些被贴上“先锋”标签的诗，在此我却乐意引用她的一首“名篇”来结束这篇短文：“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全天下最好吃的馅饼会不会也是一个陷阱？

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