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郑摧如 / 潘共杭

一

    陈鸣鹤，字汝翔，号雪楼[1]，福建侯官人。生卒年不详，或云“明天启（1621～1627年）间诸生”。

    陈鸣鹤在《文苑》卷首自道“余自令之(即薛令之,开闽第一进士)而下得三百余人，作凡例而传之，诸后死者不与焉”。郭柏蔚订正《文苑》在卷末交代“先生自云‘后死不与’，故明季名公，若徐兴公、谢在杭、曹能始、陈荐夫辈俱未之及，独幔亭（徐惟和，名熥，号幔亭）早丧得与焉”；《文苑》卷六“徐惟和”作“万历已亥（1599年）熥病侵，……及熥卒”。此其一。其二，赵世显《订正序》末交代“万历丁未（1607年）仲春朔旦，前进士三山赵世显撰”。由此推断《文苑》订正本成书于1607年农历二月初一（明万历丁未仲春朔旦）前。又，王稚登序里介绍《文苑》刊选人物年代“由神龙（705～707年九月）迨隆万（隆庆）（1567～1572年）”，因而成书于隆万年间是不可能了。初步推定《文苑》及其订正本成书于公元1599年至1607年间，即徐熥病侵而逝世与赵世显作《订正序》的年间。

    徐熥刚逝世正好被收录，编在卷末恰是按时间顺序。徐熥病逝于哪一年呢？乾隆十九年刊《福州府志》卷六十作“年四十赍志以殁”，却无交代他的出生年。《福建名人词典》说徐熥弟徐出生年为1570年，没有资料证明兄弟二人是孪生，熥为兄，故至少大一到二岁，再减虚岁二，按《府志》说法推算熥的卒年最迟到1606年或1607年正月。根据《福州府志》卷五十三载谢杰“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官”。谢杰被收入《文苑》列在徐熥前面。进一步缩小时间范围，《文苑》成书于1604年至1607年正月之间。

    偶然从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33页第二段）翻见：“按游朴（？～1599），字太初，福宁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成都府推官。……陈鸣鹤撰序称其‘乐府格高词峻，声可绕梁；七言古雄逸瑰伟，气可拔山；五言古及诸近体皆雅秀醇厚，正宗遗响；其文则以逮意，不事雕琢，而谹论如云’（参见《明诗纪事》庚十一及本集卷首各序，其卒年据陈鸣鹤序谓‘岁癸丑，秦川有修志之役……是时先生捐馆舍十五年矣’而定）。所著《藏山集》十二卷，乃由其孙游仲卿等刻，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万历癸丑（1613年）前十五年是1599年，为黄先生推定游朴的卒年，而游朴却不见在《文苑》是何故呢？陈鸣鹤《文苑》凡例道：“是编也，宁惟词藻是录，盖亦稽厥行焉。爽德而操掞，则狐语耳，此乃文士之羞也，吾弗录。”难道被陈鸣鹤自称为“乐府格高词峻，声可绕梁；……而谹论如云”的著述竟非“词藻”，而是“爽德而操掞，则狐语耳”的吗？既然不是，怎会有不收录《文苑》的道理呢？再参见《文苑》卷首云：“诸后死者不与焉。”因此，只能说明游朴谢世时，陈鸣鹤当初不得知，故而忽略了，作《藏山集》序时已经是游朴逝世十五年后而《文苑》早已经杀青行世的事。照此看，《文苑》出版绝对不晚于1613。

二

    除《文苑》六卷外，陈鸣鹤还撰有《闽中考》一卷、《晋安逸志》三卷、《田家月令》一卷。《闽中考》与《晋安逸志》均收入《明史·志（第七十三、艺文二）》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见《田家月令》编录《中国农业书录》（王毓瑚编著）里。《文苑》记唐神龙至明万历间闽中文士行实；《闽中考》是“地方史料的考”，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介绍“是书所考，皆福州府境山川古迹。称得唐人《闽中记》於长乐农家，得宋人《三山志》於徐毼。参以闻见，订志乘之舛讹。其考证旧事，如东冶非东治，泉山非泉州清源山，而越山、冶山皆泉之支麓，冶县非东瓯，炉峰石在南屿不在旗山，旧志本明，新志误删其文，因误移其地，亦颇精核。惟后幅多采小说怪事及僧家语录，未免伤於芜杂”；若言《闽中考》是关于区域地理及考订的书，那么《晋安逸志》则是关于地方人文及传说述事的书；《田家月令》为“农家类著录”，但“此书后来没有人见过”。王毓瑚介绍陈鸣鹤“是明代末期的一个秀才”，看来此“秀才”并不因袭迂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臭毛病，否则也无农家类的“下品”著录，有如陆羽作《茶经》而迂儒鄙视之而不为。此外，本书《增订序》得知陈鸣鹤有《泡庵诗选》，固然为其骚吟收集。

    据王少春《纂修永泰县志的两位先贤》介绍说，“永泰县第一部县志——万历《永福县志》（称“明志”），谢肇淛负责纂修《永福县志》，并聘请闽县陈鸣鹤和徐 协修。他们在无留下片纸史料情况下，双足踏遍全县各地询问老人，甚至连卖柴的老人也不放过。在搜集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核实扬弃，研究切磋，日夜编纂，只花26天时间，编写成了。志书分为地纪卷、政纪卷、献纪卷、文纪卷，共四卷7万多字。该志纪事简核严谨，文字雅朴，不虚美不隐恶，为永泰人民留下了许多存史、资治、借鉴、教化的珍贵史料”。当然，《文苑》的编著过程也毫不比此逊色，“汝翔多读宋元秘本，其所辑譔，殆多亲见各家专集，而抉择编订之。”编制方志当访乡问井，其艰辛非同一般，但坐在斋中皓首穷经也非易事，因为《文苑》是有所抉择，绝非滥竽充数，若见集即录，就与依葫芦画瓢无所区别。

    除此之外，《四库·集部》（第175～176册）录有谢肇淛撰、陈鸣鹤校《小草斋集》三十卷及《续集》三卷、《小草斋文集》二十八卷。《竹间十日话》卷二载：“世所传《人瑞翁集》乃其子应亮所编，王湛、陈鸣鹤校订，古今体分十二卷。”又，《福建通志》称其早弃举业，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从《福建之窗》（2004.12.14）得见徐鹤苹《闽剧儒林班探源回顾》云：“陈汝翔、谢在杭、徐兴公共同研究音韵声律凡三十余年，可见钱谦益著《列朝诗集》中关于陈鸣鹤的介绍”，“戏剧研究者王晓珊的看法：‘曹学佺本人对戏曲造诣颇深，又兼徐、谢在杭、陈鸣鹤等戏曲音乐名流常来石仓园切磋新调，儒林班的主要声腔—— “逗腔”逐渐形成。它融会了昆曲、徽调、海盐腔等诸腔调的精华，又能适应福州方言声调，曹氏家班自此有了较成体系的唱腔……’（《榕腔小谱——笙歌绮丽福州戏》）”可见，陈鸣鹤的声律造诣也不浅，其诗词创作有受益于其后形成的“逗腔”的早先发展。

    著述编撰研究之余，陈鸣鹤对鼓山摩崖石刻尚有贡献也可查。见黄莘田《鼓山志》云：“谢氏前志谓：‘宇内名山铭刻之多，未有逾是山者。入灵源洞三里许，削壁林立，殆无寸隙。岂非前人自爱其名而思有传于后欤!’又云：‘自曹能始往录其十一，陈汝翔往录其十二，最后武林自与徐兴公、周乔卿往录其十七，而漫灭不可辨、险绝不能至、与创庵围垣所蔽而毁者，尚居其三。何其多欤!’自是以后，续前贤遗踪，摩崖而记者又何少耶!曩观《金石录》与《墨池篇》所载，凡山岩镌铭识刻，靡不收录。惜乎兹山晚出，昔贤墨迹不备载其中，与之后先辉映也。按：鼓山石刻如麻，唐刻无一字，山志所录，自宋至清，清代只二三耳。曩五游石鼓，搜罗逸刻，悉载《鼓山揽胜》集中，尚未穷也。” 戏曲、镌刻等民间艺术，这些可考的记述足以佐证陈鸣鹤的博学多才。

三

    《中国农业书录》介绍陈鸣鹤“是明代末期的一个秀才”，《福建通志》说他“早弃举业，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交往”，《武夷山志》作“侯官诸生，有诗数百篇，徐兴公为选刻行世”。从陈的著述看，抵个秀才是绰绰有余的，若连个秀才的头衔都没有，在当时岂能取得与名流往来呢？既与名流相往来，然恪守清节，绝无攀附之嫌，故有“俾汝翔者，朝趋朱门，夕谒黄阁，名可不胫走矣！”既然早弃举业，止于秀才，那么他的大半生将何所为？他“学博而用之约，才丰而出之俭”（稚登序），“词藻何离离，才情尤楚楚。能追正始音，不作齐梁语”[2]，“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交往”。闲暇则“遯迹在柯屿[3]”，“衡门可栖迟，丘园还自贲。服食采三秀，衣裳裁薜荔”，故而友人深叹“暌违日以长，临风思把臂”[4]。或浪迹天涯，因此有王元直之“此别纷纷难聚首，天涯那许梦魂闲”[5]。或遍访古刹，有徐熥之《送陈汝翔逰龙虎山》[6]。尽是友人的关爱，足见交情笃深。

    然汝翔闲暇遁隐绝非为了悠闲自适，其对陈编之稽考，如韩愈称“闽越之人举进士由欧阳詹始”，便纠正“然神龙中有薛令之，由进士为太子侍读；与詹同时有林藻，先詹一年举进士”。查《福安县志》之《选举》云：“昌黎失检，……抑唐姚康《登第录》，李奕《登科记》，俱漏令之名耶！然自昌黎一误，而蔡襄《题名录》与《唐史》俱误矣！”可见陈鸣鹤为学不“尽信书”。其为学如此，为文亦然。吟诗便是恭行其境地，以游记诗为盛，亦不乏怀古。游记诗若《重登超山》、《北峰六大寺院》、《游寿山寺》等，其中名句多被商家引用。现今，有些古迹已经湮灭，其诗留对现代人提供考据极具价值意义，如《游寿山寺》中“山殿旧基耕白水，坂田新黍啄黄鸡；千枚腊璞多藏玉，三日风烟半渡溪”，所提“故址”、“旧基”，系指废寺遗址，有人在这里掘石也颇有所得，称为“寺坪石”；而后两句常被“寿山石”作宣传引用。又《重登超山》之“不愁归路晚，犹有过山灯”，《怀古》之“停舟与客瞻遗像，松柏凄风独去迟”，为游览时所作，读者仿佛感到身临其境了。怀古的如《古战场》：“连天杀气压黄云，鬼哭啾啾叵耐闻。日暮乱鸦争白骨，不知谁是故将军。”其意境岂是悠哉斋中的无病呻吟。吟咏“马嵬事变”的“春雨梨花暗马嵬，霓裳声断不胜哀。鸟啼剑阁空相忆，人去骊山竟不回。驿路几时迎翠辇，佛堂千载闭苍苔。多情惟有华清月，还照宫中歌舞台”；“霓裳声断不胜哀”，《文苑》卷一录有陈嘏之《霓裳羽衣曲赋》，对后人而言难得重见此《赋》，也足以证明陈鸣鹤其骚吟造词有据。而姑苏城蟠门上伍胥祠，难得见到一首非伍子胥的诗，即陈鸣鹤的六句：“西施已辞吴苑去，东门忍见越兵来。春风故国蘼芜长，落日荒祠杜宇哀。千载忠魂何处问，满城儿女弄潮回。”

    “行千里路，破万卷书”，对汝翔而言并非虚名，即使其有所优游也绝不浪游。其为游，便是将“散逸它史，或隐匿无闻”的书中人文知识到现实中“搜罗探辑，纂成是书”。可见，其不是为游而游。

四

    倘若对名胜、古迹之人文历史无所了解，无异于走马观花，就算造访上百十遍也是满脑徒然，哪怕是将“秦始皇兵马俑”摆放面前，也不过泥巴一堆，这便是俗世的悲哀，甚至对自己身边的人文景观竟然一无所知的，故汝翔之为《唐文苑》大抵出于此哀。正如其《文苑》卷一之论曰：“黄滔作《闽山秀句集》，选闽人诗至三十卷，夥矣。今百家所载，自唐天祐而上财二十余人，而共所撰著又不数见。滔兄璞，著《闽川名士传》；闽县林谞著《闽中记》，皆不独传，间见于他书，后世学者难言之。余过福安，求问其所谓‘廉村’、‘廉溪’，具在，而长老或不闻有薛令之。余悲之，故论次唐文士著之编。”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都如此，他人不亦是乎？唐文士如此，宋元明清不亦是乎？古人如此，今人不亦是乎？本域如此，彼域无需提及了。

    鄙人曾数询几个普通大学生，对当地知名先贤知否？竟以未有所闻做答，甚或补道“无关我事”。其中缘由固然是多种的，绝非人人都不爱了解自己故乡的先贤。鄙人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无从下手。如当地而言，先贤事迹获取唯有见《县志》，而《县志》之大部头，对学生而言，日常是不可能去翻动的。因此，获取地方知识的途径极限于长辈的口述，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地方诚然少见，故绝大多数人对当地先贤一无所知也理所当然。久而延之，方域常识被地方文化人士垄断，而群众便茫然听从。当地方发现先贤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就去强抢，地方文士竟然“识时务”般有意附会，令广众茫然所从。如此达到违背历史，伪造地名的也有。如福安籍的宋代爱国诗人谢翱一事，明显是“晓阳伪说”有意导致的错误，此后，福安老少尽认同“伪说”而无所稽考纠正，甚至连谢氏确切故里的乡民也盲从“伪说”。如此这般，换取百年后“伪说”顺理成章拿来与真实史料抗衡的嫌疑不是没有。岂不悲哀？文士不忠实历史，群众被蒙蔽视听。汝翔之《文苑》出，显然对普及地方常识是有益的，如凡例告知“传以‘文苑’名，则惟资绮谭者传之耳；阀阅庸烈，则略有本传在此”。陈鸣鹤用心良苦，只可惜《文苑》久久不见普传。

    至于选材上，“非不称儒者、家闽，然不少见，其文辞不敢列之文苑”，“客闽者非闽人，不录。因而占著焉，义不得独外，安石榴、葡萄、苜蓿产于西域，今固不可谓非闽之毛也。类而附之、编末”。又，其凡例开篇所言“是编也，宁惟词藻是录，盖亦稽厥行焉。爽德而操掞，则狐语耳，此乃文士之羞也，吾弗录。”由此可见，《文苑》的选材是宁缺勿滥，绝非饥不择食、滥竽充数之作。当然，所录也并非惟士大夫之流，打破阶层限制而“宁惟词藻是录”，又打破古代科目极限，对有突出技艺的人及作品一并收录，所以“制举艺，固文也，然三年一举士，士九十录之贤，书顾不得千之一耳，此其可以既乎？”。更是打破世俗成见，将出家人列入文士之列，“二氏者流，不以文字障其灵明，然不能不度众生，故闻有著书，有说偈语叶声调者，义得并收，以次于文士”。选材不限于专著，好的注疏还是考虑的，如“著书与絺之篇翰，异业也。然皆以学显于当世，则皆录，录颇以类”。虽然时间上只能“神龙迨隆万”，若誉此之选入为“东越之琛”实不为过。

    至于理学在闽异军突起，之后发展成为“闽学”，于闽学术地位何等昭著。汝翔的观点基本持肯定嘉赏，卷三论曰：“学者多陋，宋文其称。手宋人之陈编，则自引寐也。太过文公亡论，吾观蔡元定所著书，微妙深远，虽屈宋、曹刘，未必究其义。”然对“闽学”也自知之明，“夫文者，所以宣六经之旨，究性命之奥者也。宋自朱文公诸儒倡道闽中，其著述彬彬盛矣！然六经传疏具在，闽学渊源以故不论”。故在体例上“论其有杂著者冠之宋文士之首，自为一编”。编制安排基本符合源流发展顺序，倘若没有花费精力对各家著述的研习，岂能有这般作为？不就再次强调“所辑譔，殆多亲见各家专集，而抉择编订之”了吗？。

五

    《文苑》煌煌万言，其体例貌似逐一单列，实则为闽中文化源流之发展史，只是全负载在相应者身上，借其事迹及著作来呈现罢了。万物都有个载体，而精神文化的载体终究是有思想的人自身，其传承发展更不必说了。何况人杰地灵，只有人文赋以地理灵气，绝非人杰因于地理。与那枯燥灰色的理论相比较，《文苑》之脍炙人口，以文学之行文而显得弥足珍贵。有心者从《文苑》中看到前期闽文化源流及历史，倘若加以研习，串联各人物事迹便可大略观出闽文化史的脉搏。从闽中文士身上，我们似虎乎看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梁谋”于此未必可成。而陈鸣鹤自身罢举业，不正是应驳此说吗？

世俗终究不肯也无法理解那些高行逸士，将其讥讽或奉为神灵般不可亲近。鄙薄者固然以素习来分划文士，熟视无睹的往往容易被忽略，如卷二论曰：“五代五十余年，自林鼎而下六人，皆以鼎旅飞誉。家食者未有称焉，岂非易其所素习者耶？杨子云作太玄，张伯松与之倂肩，不肯一观，有以也。”然成亦文，败亦文的也有，如“钟谟遭暴主，以诗贾祸”。

    宋文士除理学者为首自成一篇外，其他如笃素、谹议谋国、节义皎然者接后编为卷四。汝翔能取得这些资料，全赖其好友林方伯与林懋和家里藏书充栋，而宋书居三分之一，于是潜入其中遍读稽考。只有博览消化后方能在行文上安排的如此妥当，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其选材与编排的用心之处。有特殊才华但无著述的在《文苑》中占据位置固然有其道理，如刘涛寓谏于书法；有资质天赋的比于“蒲衣子生七岁为舜师，皋子五岁佐禹”。南宋后期，社会动荡，文士有转衰沦落迹象，却依然有视荣名若腐鼠弃之者；先知者；荡累之僧，这些人都是“心性灵彻，并非苟然”。观《文苑》便一一了然。

    作“元文苑”，作者也不禁感慨，直录其论曰：“闽称海滨邹鲁，俗多皎节驰于义。以故胡元之兴，百有余年，怀鈆之士，未有肯通籍，至大官者，往往划迹，以游其志。及其末，乃有吴海之属为之守节，若鲁不下汉，无媿于鲁客矣！”

    杨时受业于程灏、程颐兄弟。归闽于武夷山治学授徒，始创理学“道南系”为“闽学鼻祖”。由罗从彦、李侗、朱熹相继承传。至朱熹时，发展为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的“闽学”。闽称海滨邹鲁，不仅因于人文蔚起，亦然功于“闽学”。宋亡明兴，明统治者因朱熹本宗姓，故将朱熹著述定为“教科书”，以闽为根据地的“闽学”更加发扬壮大，因为治“闽学”等于过去的治“儒学”，直白了就是能当饭吃。儒学大成者孔丘为山东籍即邹鲁，在明朝，朱熹与孔丘并列。那么，闽是朱熹理学的发源地，焉有不称“海滨邹鲁”的道理吗？理学的发展趋势岂是“庆元党禁”能胎死的了。

    傅先庆《<闽文化概论>阅读札记》：“朱熹把‘理’一元论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使其史学具有哲学思辨性，试图建立‘天理’与‘史事’统一的史学体系，提出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等史学观，对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学到明代被扶持，已然欲欲“罢黜百家”。不受官方搀扶的诗学便颓废，论曰：“为诗者尤趋棘猴丸剑哉！救其弊者，则土簋康瓠”，然海滨邹鲁终能名副其实，“至林鸿辈，十子崛起。草昧与词林更始复之乎大雅！即初唐四家何以加焉？”前十才子以林鸿为首，“主张诗学盛唐，诗之‘神秀声律，粲然在备’，‘骨气’与‘菁华’并足，‘春华’与‘秋实’相兼，成为闽派诗论的纲目。其诗声调圆稳，格律整齐，一洗元代诗人纤弱之习，称为‘闽派’。”

    论曰：“明之初兴，士以古文辞称者皆得起家，自効以故学者多遵其业。熙宣之后，独以制艺而尚排比软语，则古道废矣！及郑善夫起而倡之，傅、高二子以布衣为公卿上客，名传于后世。于是，士乃喟然叹，复修干秋之事。”闽派后十子，由李时成集选郑善夫、傅汝舟、林恕、林凤礼、袁表、林春元、徐熥、陈勋、林光宇、林世璧诗，编为《后十子诗选》而称，以张扬有明闽诗。对此，汝翔的编著是“余择其尤雅驯书者论之，严于论宋元者矣”。

    至于“儒而埋于沙门者甚众，皆划跡吞声而名不闻，嗟乎惜哉！”儒而埋于沙门者，其中遁迹在鼓山寺的为数不少，如《文苑》行文至末所论：“释独芳者，本闽县儒家子，当洪武时天下初定，文纲颇峻，儒者多不乐仕，郡县或刼召之，于是独芳乃与同邑惠头法阐辈俱入鼓山寺为僧。然不以其故废学业，尝与王安中、王孟易诸子倡和为诗，各著集藏于其弟子。是时又有正湻亦能诗，居止无定；其后永乐中有至刚；成化中有古鑑，皆涌泉寺僧，以诗名。”以此看来，《文苑》岂止是一部单纯“记闽中文士之行实”的著述呢？那不过是浅尝则止罢了。

六

    《东越文苑》之所以署名“文苑”，汝翔于凡例自道：“传以‘文苑’名，则惟资绮谭者传之耳；阀阅庸烈，则略有本传在此”。

    “东越”名之如何由来呢？王应山《闽都记》卷之一《福郡建置总叙》云：“闽，百粤之疆也。黄虞以前其详不可得闻矣！《周礼》：七闽荒服掌于职方。战国时，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与楚战不利，徙族居闽，遂为君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置闽中郡，守丞尉监领之。二世时闽粤王无诸及摇者，姓驺氏，禹之苗裔也。……元鼎五年(前112年)，汉遣东粤王与繇王夹攻南粤，不从，遂叛汉，刻帝玺自立，号驺力，为吞汉将军。汉遣韩說、杨僕、王温舒将兵讨之繇王，居股复杀余善以降，汉封居股为东成万户侯，徙民江淮间，遂虚闽越地。孝昭元始[7]二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改冶县为侯官都尉，仍隶会稽。……”

    可见，“汉封居股为东成万户侯，徙民江淮间，遂虚闽越地”，从此古闽粤与闽越同一语。因统治者嫌鞭长莫及，遂两地被中央遗弃，日久天长自然汇合为一块遗民自治地，直到“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而会稽属“越”，故粗略判断为今浙南与全闽及粤北或连赣东统称“闽越”，且方位上“闽中”在“闽越”的东边，即“东越”。到了明朝早已分别，但“闽越”旧称却被文士袭用，若今之“闽东”又称“长溪”。所以，虽长溪县治霞浦，言“长溪人”并不等于“霞浦人”，言“东越人”并不等于“会稽人”一样道理。因此，“东越”就是指“全闽”，难怪前人评《东越文苑》即记“闽中”文士之行实也。

七

    《东越文苑》即记闽中文士之行实也。单单明朝时期，蓝仁兄弟开“闽派”十才子之先；罗泰治《易》、《春秋》，闽之言《易》、《春秋》者皆宗泰；潘赐前后三次出使日本；……岂是简单的“行实”二字能道明的了。可见，其文献价值不仅仅是为今人保存了一份稽考资料，对当今方志修撰有着参考补漏作用，对普通读者而言便是一本了解地方文化的称手集册。这在前文多有赘述，至于对明隆万前的文士更是起到播名流传的作用。否则，有如稚登《序》曰：“东越自无诸建邦以来，……纪载无传，英奇腐于岩穴，藻缋槁于黄壤，良足悲夫！微汝翔纂述，恐由唐至今，文苑之士名与白骨共朽者半矣！”如《文苑》卷六之陈言，本“莆田布衣也”，其诗作《陈布衣集句》便有赖汝翔将其列入《文苑》而得以彰显，这记载在其作品《陈布衣集句》二卷之跋里，参见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356页第二段：“陈布衣言者，莆人也。莆，盖有两陈言，一为刑部郎，而布衣者善诗，故以布衣别郎。于是言以布衣显。布衣又善集古，比于王荆公、文信国，世有传焉，掩其所自为诗，而布衣以集古显。予友陈鸣鹤列之东越文苑传，则显以诗。……”像陈布衣这样一生未仕的许许多多，汝翔在卷首云：“闾巷之人非附青云之士，恶能声称后世哉！夫薛令之、林藻皆以进士起家，狥役四方，由斯以立名字，如顺风而呼至易。易也犹然无以自见，况伏于岩穴，生平无杵臼之交者乎！其与草木同朽者，岂可以指屈哉？”然陈布衣实属幸运中的一个。“赖汝翔而声施后世，抑何幸与！”否则，“不过闽中一男子，死为坏土耳。”

    对今世而言，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文苑》只能收录到明万历年间，而作者不收录当时在世的大抵出于一种尊重，不将生者与死人同列。于此，汝翔自己也感慨：“呜乎！夫士也，穷年覃思，而络与骨，同闭蓬颗，岂不痛哉！余自令之而下得三百余人，作凡例而传之，诸后死者不与焉。余观后死者棊列，皆藻其词，炳如也。而后余所遗者，又不可以指屈矣，则余之罪也大。”这又是提醒读者，莫要唯《文苑》是从优，莫要唯《文苑》是绝后，还有如棋列般的千百后人。同样的意思，王稚登序里也有：“由神龙迨隆万，上下千载，而东越之琛，咸尽于此猗与，岂不休哉？”由此可见，被收入的权当幸运之辈，而未被收入的并不等于庸略之徒。当然，能被收入者“皆闽之珊瑚夜光”，而未被收入的“闽之珊瑚夜光”也只能叹息其已经淹没于漫漫历史长河了。因此，再次引王稚序提醒世人应为的态度，“且欲东越人，义高不独《文苑》盛，尤能重布衣也。”

    古代文士多以诗作著声，至性者则诡踪匿迹以此昭示逸行。然诗只可净化灵魂，毋以拯救苍生。与其他著述相比，尤其是官方的史著与地方志，陈鸣鹤对平民起义军不像正史那般张口闭口必大呼小叫为“贼寇”。相对时代而言，足见其立场与意识非同一般，绝非个人的写作风格使然。将此付之于著述，更能显得《文苑》内容的客观性，这个读者自有裁断。

    经赵世显订正后的《文苑》，内容基本与闽各方志中相关的相当，或许后人编制方志裁取《文苑》内容也不无可能。然缺误还是难免，如卷四“刘季裴，字少度；姚瀛，字子山，皆福清人”。作“福清人”明显错误，《福安县志》卷二十二对刘季裴与姚瀛二人均有生平简介，而《文苑》缺。关于二人的著述，《文苑》只载刘的有《颐斋遗稿》、姚的有《凤渚集》，而《县志》则列刘的著述有：《论孟周易解》、《颐斋遗稿》、《四川形势论》、《司马翁公传》。《文苑》明显遗漏，类似的遗漏各卷多多少少均有出现，这是难免的，但对阅读《文苑》并无大碍。篇幅所至，将不一一例举。

八

    能得以点校此书，缘于年初“台州四库全书”总纂郑鸣谦先生的推介。之时，鸣谦君已大收天台籍文士著述，其间发现了《文苑》，但非天台籍著述便推介与我。否则，与之无缘。鄙人固陋，之前一无所知。甚，鄙人本与文学异业。之后一耽搁便是大半年，直到取得可辨析的影印本复印件。

    点校索引以福建方志丛书为主，除现代版外《宁德市志》，其它均为明清及民国影印本。全凭蛮干，仓促而成。其中有些引用资料不能见原本出处，固然有些遗憾，而文意能够知其所以然，也便欣然。《文苑》原篇不足七万言，若要详实考订它也将充栋之书。

    着手之初，与潘君有约。前三卷其有参与电子版原文录入工作，尔后潘君劳身生计，几无暇顾及。既欲付剞劂，应将潘君姓名并列。

    故仓促间，缺漏贻误许多。权当抛砖引玉，企盼读者批评、建议。

  长溪 郑摧如 潘共杭

戊子九月既望草于思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