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往聖繼絕學—竺家寧先生在聲韻學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

高雄師大國文系副教授王松木

    今日之聲韻學常被視為冷門的絕學，但在清代考據學家眼中，聲韻學卻是開啟古代聖賢智慧寶庫的鎖鑰、通讀古代典籍的基礎知識，其地位就如同自然科學中的「數學」一般，故顧炎武〈答李子德書〉曾云：「讀九經自考文始，而考文自知音始」。自顧炎武以降，清代第一流的考據學家—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人—莫不精研聲韻之學，正因清儒自覺地掌控「古音學」這項利器，故能因聲求義、破除假借，解決以往古籍訓解上所遭遇的諸多難題，從而獲得超邁前賢的卓越成就，將經典考釋之學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峰。
　　
　　20世紀初期，西風東漸，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逐漸崩解，五四邉又岬男轮R份子大多認為「科學」才是真理所在，因而不再皓首窮經、埋頭於故紙堆之中，伴隨著經學的沒落，聲韻學也逐漸從學術核心退居邊緣的地位。逢此學術鼎革之際，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引進根植於印歐語言的歷史比較法，在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的衝激之下，聲韻學萌生了蛻變的契機。脫胎換骨之後的聲韻學，不再只是解經的實用工具，而以「語音演變」為研究對象，以重構古代音系、歸納音變規律成為主要的任務，成為漢語語言學中最能與西方學術接軌的分支，自此又掀起一波研究高潮，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榮、王力、周祖謨、周法高、董同龢、丁邦新…等學者前仆後繼，共同為20世紀漢語聲韻學開創出新的局面。政府播遷來台之初，時局動盪不安，聲韻學研究在40、50年代陷入了低潮，直至1960年代才又開始緩步復甦，竺家寧先生於1970年代投身聲韻學研究，正好趕上了這波聲韻研究的熱潮。
　　
　　竺家寧先生鑽研漢語語言學三十餘年，筆耕不輟，發表數百篇研究論文、多本學術專著（請參見附錄）；蜚聲國際，曾多次受邀遠赴韓國、中國大陸、捷克、法國、日本、荷蘭、美國等地開課講學、參與研討；視野寬廣，除潛心研究聲韻之學外，觸角更延伸到詞彙學、詩經語言、佛經語言、語言風格學等方面；作育英才、普及聲韻學知識，編訂聲韻學教科書及普及性讀本，更細心指導多篇碩博士論文。筆者從竺家寧先生學習聲韻之學有年，在先生指導下完成碩士、博士論文，啟蒙、提攜之情不敢稍忘，欣逢先生六十華誕，特撰此文闡述先生在聲韻學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聊表祝賀之意。
　　
　　一、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26）、《漢文典》（1940）初步擬構出中古音系、上古音系，並勾勒出漢語音韻歷時演化的軌跡，但仍留有許多空白空間有待進一步論證、填補，如何在高本漢的擬音典範下，進一步填補漢語語音史上的失落環節，無疑是20世紀音韻學家共同肩負的歷史使命。
　　
　　就上古音研究而言，在董同龢、周法高、李方桂等學者的努力之下，上古單聲母系統的問題已取得相當成績，可以著力的空間已經不多；相較之下，對於複聲母系統則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釐清。上古漢語是否存有複聲母呢？可以根據哪些材料論證上古漢語複聲母現象？擬構上古漢語複聲母應該遵循哪些原則呢？上古漢語複聲母具有哪些結構類型？數量有多少呢？上古漢語複聲母何時消失呢？1970年代末，竺家寧先生開始著手探究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相關問題，1981年完成博士論文--《古漢語複聲母研究》，此後二十多年間，不斷以上古漢語複聲母作為研究主題發表系列文章，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古漢語複聲母研究專家。個人以為，竺家寧先生在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四：
　　1. 闡述擬構古漢語複聲母的方法與原則；
　　2. 積極探索古漢複聲母的結構類型；
　　3. 評述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與侷限；
　　4. 總結海峽兩岸複聲母研究的成果。
　　
　　現代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中，複聲母已不復見，如何能夠證明上古漢語普遍存在著複聲母呢？「形聲字異常諧音」的現象是一扇極為重要的窗口。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在先民造字之初，形聲字與諧聲偏旁必定有著音同、音近的關係。然則，以今日的觀點看，我們卻可發現：許多形聲字與諧聲偏旁並不相諧，而同一諧聲偏旁卻可與不同形聲字相諧，此種現象看似與「音變規律無例外」的論點不符，應當如何解釋此種特異的諧聲現象呢？構擬上古漢語聲母系統時，這將是一道無法規避的難題。對於同一諧聲偏旁可諧多音的現象，黃侃認為這是「無聲字多音」所致，而當代音韻學者則多傾向於主張此乃上古漢語存有複聲母的表徵。早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已提出上古漢語有複聲母的假說，此後經過高本漢、林語堂、董同龢、包擬古（N.C.Bodman）、蒲立本（Paul K. Benedict）、班尼迪（Paul K. Benedict）等海內外音韻學者的反覆論證，「上古漢語存有複聲母」的論點雖已逐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但仍始終不乏質疑的聲音，如：唐蘭、劉又辛、王力等即是。
　　
　　劉又辛〈複輔音說質疑〉（1984）直接挑戰上古漢語有複輔音的觀點。竺家寧先生在〈評劉又辛<複輔音說質疑>兼論嚴學宭的複聲母系統〉（1987）一文中，指出劉氏論點的六項缺失：1.劉氏忽略了複聲母存在的時代；2.劉氏忽略了近半世紀的研究成果；3.劉氏對於音變問題處理上過於簡單；4.劉氏以為複聲母和方言有直接的關係；5.劉氏把複聲母和詞匯的變化混為一談；6.劉氏以為複聲母的擬定是把相諧聲的不同聲母任意組合而成的。此外，為證明複聲母擬訂並非不同聲母的隨意拼湊，進一步提出擬訂複聲母型式所必須考慮的幾項要件：
　　1. 符合歷時語音演變常軌。所擬的複輔音聲母是如何演變成中古那個單聲母的？音變往往都有一定規律，我們必須在音理上能加以解釋。
　　2. 必須受發音生理的制約。輔音與輔音能否結合？先後排列位置如何？聲母（onset）可同時容納多少個輔音？
　　3. 符合共時音位的系統性。所擬的複聲母之間應有其系統性，例如有kl-，就應該考慮有pl-、tl-的可能性。
　　
　　常言：「言有易，說無難」。擬構複聲母時也必須思考「有哪些複聲母類型是不可能存在的呢？」，若不考慮這問題，只要出現形聲字異常諧音的現象便試著構擬出不同類型的複聲母，如此將可能無限推衍、嚴重偏離事實，嚴學宭〈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跡〉（1981）所擬訂的複聲母類型便出現此一弊病。竺家寧先生根據上述擬音原則，檢視、批判嚴學宭的複聲母擬音系統，指出：「嚴氏所擬的複聲母多達兩百多種，比較瑣碎，有許多事實上是可以合併或刪除的」。
　　
　　究竟上古漢語複輔音可能有哪些結構類型？在〈上古漢語帶喉塞音的複聲母〉（1983）、〈上古漢語帶舌尖塞音的複聲母〉（1984）、〈上古漢語帶舌尖流音的複聲母〉（1990）、〈上古漢語帶舌頭音的複聲母〉（1994）這四篇文章中，竺家寧先生著眼於聲母的發音部位，觀察形聲字與形聲偏旁異常諧音的情形，並輔之以經籍之異文、又讀作為旁證，系統性地探索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結構類型，在各篇中分別提出：四種帶喉塞音的複聲母類型--T-、ST-、P-、N-；三種帶舌尖塞音複聲母--舌尖塞音加舌根音（TK-），舌尖塞音加唇塞音（TP-），舌尖塞音加鼻音（TN-）；六種帶舌尖流音複聲母--PL-、TL-、KL-、TSL-、NL-、FL；在〈上古音裡的心母字〉（1991）中，則是聚焦於上古心母字，分析心母字與不同發音部位的異常諧音現象，逆向地追溯心母字的多種來源：（1）sr＞s（和舌尖塞音、喻四相諧的心母）；（2）sl＞s（和來母相諧的心母）（3）sg＞s（和舌根音相諧的心母）（4）sb＞s（和雙唇塞音相諧的心母），指出：這四種帶s-的複聲母類型，因第二個輔音為濁音（非鼻音類）而趨向於失落；若第二個輔音為鼻音或擦音，則前一輔音失落（sN＞N、sX＞X）。
　　
　　除了根據形聲字的異常諧音來重構複聲母之外，是否有其他的文獻資料也能反映出複聲母的存在？〈《經典釋文》與複聲母〉（1985）、〈《說文》音訓所反映的帶l複聲母〉（1992）兩篇，竺先生分別從《經典釋文》異讀及《說文》音訓中找尋上古複聲母的殘存痕跡，認為：《經典釋文》的異讀可反映出上古漢語具有Cl-、sC-、C-、TC-四種結構類型的複聲母；從《說文》音訓中，則可歸納出七種帶l（r）複聲母類型：PL-、ML-、TL-、TSL-、SL-、KL-、L-。上古漢語複聲母原本是構詞前綴，具有特定的語法功能，至漢代時，構詞前綴所擔負的語法功能失落，因而演變成複聲母的型式。
　　
　　構擬上古漢語除了仰賴書面文獻外，同族親屬語言的對比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李方桂先生、龔煌城先生因能積極借用藏緬語言材料，故能在上古音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歐美的漢藏語研究專家雖然對於漢語書面文獻的掌握不夠精熟，但卻更能哂酶察队W語言的歷史比較法，透過對比漢藏語族的各親屬語言來重構原始漢藏語，其研究成果值得古漢語研究者借鑑。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竺家寧先生除積極探究複聲母的各種可能類型外，更是很早就意識到引介海外學者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曾先後翻譯了包擬古（N.C.Bodman）的〈《釋名》複聲母研究〉（1954/1979）、〈反映在漢語裏的漢藏語s-複聲母〉（1973/1991），並專文介紹蒲立本（E.G.Pulleyblank）與白保羅（Paul K. Benedict）的複聲母學說，闡釋二人研究的成果及其侷限。
　　
　　從事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研究難度較高，初學者常望而卻步，如何「將金針度與人」，讓後學之人有所憑藉呢？竺家寧先生發表〈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綜述〉（1992,與趙秉璇合寫）、〈大陸地區複聲母研究評述〉（1992）兩篇文章，系統地評述複聲母研究的重要篇章；而後又與大陸學者趙秉璇合編《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1998），總結二十世紀股漢語複聲母研究的成績，為欲研究古漢語複聲母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門參考書。
　　
　　二、建構中古後期的音韻系統
　　
　　所謂「中古音」指魏晉至兩宋時期的語音，通常又可以《切韻》（601）為基準，將魏晉至隋初歸入「中古前期」，將唐末至兩宋劃歸「中古後期」。在擬構古漢語音系的過程中，《切韻》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自高本漢以來，聲韻學者即對於《切韻》音系的相關問題投注了大量心力，除了仍有少數疑點尚待進一步釐清（如：「重紐」問題）外，許多重大的爭論（如：《切韻》的音系基礎、四等韻有無- i-介音等）已陸續獲得解決，後來的學者可以開展的空間相對有限。相較之下，宋元之際的語音系統，前輩學者較少深入論及，（註1）遲至1980年代，仍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荒蕪之地。竺家寧先生精準地意識到重構宋代音系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在〈《九經直音》聲調研究〉（1980）指出：「過去的學者不十分重視宋代語音的研究，所以有很多珍貴的宋代語音史料都被束諸高閣了。然而，我們要了解中古的切韻音系演化到今日國語的過程，就必須從這些宋代材料找線索」。
　　
　　竺家寧先生在中古音的研究上，將焦點鎖定在「中古後期」的語音系統上，尤其在《九經直音》、《古今韻會舉要》（1297）二書之音系研究上，著力最深，取得了耀眼的成績。茲簡述如下：
　　
　　（1）《九經直音》音系研究
　　
　　《九經直音》一書未署明作者，書中以直音法標音，編排體制大致與《經典釋文》近似。竺家寧先生《聲韻學》指出：「此書在宋元時代十分風行，為讀書人必備的參考書。就像今天國語注音本四書一樣。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其中的直音資料探索宋代語音」（410頁）。1979-1981年間，竺家寧先生選擇《九經直音》為研究對象發表了系列文章，今多收錄在《近代音論集》一書中。竺家寧先生主要哂谩敢糇㈩惐确ā梗ㄔ]2）將《九經直音》所注之兩萬多個直音與《廣韻》反切相互對比，剔除掉未曾產生音變及承襲古音的部分，過濾出不合於《廣韻》音系者，從兩者差異對比之中歸納出歷時音變規律。根據竺家寧先生的考究，《九經直音》音系顯現出以下幾項語音特點：濁音清化、輕唇音非敷奉三母合併、偶見聲母顎化的情形、殘存著舌音類隔與齒音類隔的古音痕跡、知照系聲母相混、入聲韻尾弱化為喉塞音、濁上歸去…等。
　　
　　（2）《古今韻會舉要》音系研究
　　
　　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是另一份擬構中古後期音系的重要文獻語料。該書以「舊瓶裝新酒」的獨特手法，將現實語音裝填在傳統框架之中：表面上仍是以36個字母來標示聲類，但實際上卻與傳統的36字母有所不同，例如：知、照系合併、新增「ㄠ、魚、合」三母；表面上看似承襲平水韻，以107韻來收編韻字，但實際上卻隱藏216個「字母韻」，以附註的方式分散在各韻之內。竺家寧先生於1986-87年間曾發表多篇有關《古今韻會舉要》（簡稱《韻會》）音系的文章，研究成果體現在《〈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一書之中。此書刊行後，旋即受到海內外音韻學者的高度關注，1990年由日本駒澤大學木村晟、松本丁俊譯為日文，列入《外國語部研究紀要第19號第二分冊》。
　　
　　《韻會》的音系基礎為何？竺家寧先生根據黃公紹與熊忠的籍貫及其活動區域、韻書體現的語音特徵（全濁聲母未清化、存有入聲）等條件，判定《韻會》所反映的是元代的南方音，與「蒙古韻」所反映的北方音有別。在判定《韻會》的音系基礎之後，便可進一步與《切韻》音系對比，從而擬構出《韻會》的聲母、韻母系統。
　　
　　在聲母系統上，竺家寧先生主要著眼於「ㄠ、魚、合」三個新增字母的音值擬測上。《韻會》「合母」源自於中古「匣母」，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認為《韻會》「合」、「匣」二母的區分在於介音「開」、「合」對立，指出：「中古匣母的一等韻開口，《韻會》歸“合”；一等韻開口、二等韻與四等韻字，《韻會》歸“匣”」，竺家寧先生逐一對比《韻會》「合」、「匣」二母之字，歸納二母在全書的分配狀況，修訂董同龢的論點，主張「合」[-]、「匣」[i-]二母的差異並非開口、合口之別，而是在於介音「洪」、「細」之分。
　　
　　「魚母」因來自於中古「疑」、「喻」二母的部分合口字，現代官話方言多讀為零聲母，其音值可擬為[u-]，與「疑」[-]、「喻」[-]保持對立。至於「ㄠ母」，則是從中古「影母」分出，《韻會》「ㄠ」、「影」可在同類型的韻母之前並現，兩者之間幾乎找不到明顯的界線，竺家寧先生參照中古聲母歷時演化的常軌，認為：此時中古影母[-]應當正處於步向消失為[-]的過渡階段，其中仍然保留[-]者，在《韻會》中歸入「影」母，而[-]已失落為[-]者，則另外被歸入新立的「ㄠ」母。然則，如此一來，在竺家寧先生所擬構的《韻會》音系中，「ㄠ母」便與「喻母」同為[-]，又該如何辨析兩者間的差別呢？（註3）竺家寧先生試著解釋：「“ㄠ母”之未和“喻母”合併，也是為了表明它乃是由影母變出，和原本就是零聲母的喻母有別」。（155頁）若是如此，則《韻會》在審音辨韻之時顧及歷時因素，其反映的音系便不是純粹的元代南方音，而是兼容北方語音特點的混合音系。
　　
　　在韻母系統上，竺家寧先生分章探究《韻會》的陽聲韻、入聲韻、陰聲韻，將《韻會》定位為《切韻》音系至近代漢語音系的過渡階段，列舉出《韻會》韻母系統所體現的特點，諸如：中古一等韻與二等韻、三等韻與四等韻的界線泯滅；中古二等開口牙喉音轉為細音；-p、-t、-k韻尾弱化為-；「櫛韻」可能代表[-]韻母的萌芽；「貲韻」顯現舌尖元音[]成立……等。
　　
　　三、朝近代音研究轉向
　　
　　與古音學、今音學的悠久歷史相比，近代音（北音學）研究可說是新興的領域。因近代音的文獻資料豐富，且時代距今較近，更能夠與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結果相互結合，因此很快吸引大批學者目光，成為現今聲韻學研究的熱門領域。竺家寧先生〈論近代音研究的方法、現況與展望〉（2000）指出近代音研究的重要性：「近代音有十分豐富的材料，提供了中古音到現代音演化的訊息。透過這些語料的分析，使我們知道現代漢語音韻各成分來源和形成的脈絡。因此，它和我們切身所處的“現代”的密切性更超過切韻音系和先秦古音。現代方言的研究，特別是北方方言或官話方言，更不能沒有近代音的知識為基礎」。
　　
　　竺家寧先生自1990年代中期，積極拓展近代音韻的研究，除了指導多篇近代音研究的碩博士論文外，更先後選取阿摩利諦《大藏字母九經等韻》（1702）、賈存仁《等韻精要》（1775）、周贇《山門新語》（1863）、華長忠《韻籟》（1889）等作為研究的書面語料，撰寫系列學術論文。觀察竺家寧先生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大抵是從文獻資料的整理入手，先歸納出書面語料中能反映方言特色的音韻特徵，以此作為推斷韻書、韻圖音系基礎的依據；其次，再結合當代漢語方言調查的成果，選擇適宜的方言點作為參照，為韻書、韻圖構擬上實際的音值。
　　
　　竺家寧先生能靈活地將「書面文獻」與「方言語料」相互結合、彼此參照，因而能精準地看到許多細微的音變現象，例如在〈《山門新語》姬璣韻中反映的方言成分及類化音變〉一文中，竺家寧先生首先逐一分析姬[ki]、璣[k]二韻之收字，從中既發現若干與客家話相合的特徵--如：「居」讀為[ki]、「兒」讀為[i]、「寅」讀為[i]的陽平，也發掘出某些合於合肥、溫州方言的語音特徵—舌尖韻母璣韻可配k-系字，據此推斷：「《山門新語》中所反映的音系，既夾雜客家話的痕跡，也含有安徽方言的影子」。
　　
　　除了以專書為材料外，竺家寧先生又常以特定音類作為觀察的焦點，縱向貫串各種文獻語料，從而勾勒出近代漢語語音的歷史演變的軌跡，如：〈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1982）、〈近代音史上的舌尖韻母〉（1991）、〈清代語料中的ㄜ韻母〉（1992）、〈國語ㄜ韻母的形成與發展〉（1992）、〈析論近代音介音問題〉（2001）…均是擲地有聲的論著。以〈清代語料中的ㄜ韻母〉為例，竺家寧先生分析樊騰鳳《五方元音》（1654-1673）、馬自援《等音》（1674）、林本裕《聲位》、趙紹箕《拙菴韻悟》（1617）、《五音通韻》、《內含四聲音韻圖》、《明顯四聲等韻圖》、賈存仁《等韻精要》、李汝珍《音鑑》（1805）九種清代文獻資料，指出ㄜ韻母發展過程是一個「滾雪球式的語音類化」，將語音演化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1. 曾梗攝入聲字（麥陌德韻）受韻尾消失影響，元音由[]向ㄜ變化。
　　2. 果攝非入聲字（歌戈韻）經展唇化的演變。元音由後低的[]→[o]→ㄜ。
　　3. 車遮[-ie]一類字受ㄜ韻的吸引，也類化成了ㄜ韻母（如：奢、車、遮、舌…等捲舌音字）。
　　
　　竺家寧先生廣泛觀察多種清代語料，精細描繪出語音演變的動態過程，使我們更能清楚掌握語音變化的規律。
　　
　　四、聲韻學與文學的跨領域結合—音韻風格學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家以自然語言做為雕塑的材料，操弄、雕琢自然語言以營造出動人的藝術形象，藉以描繪客觀的現實情境或內在的豐沛情感。文學創作者除了透過詞義的組合來傳達形象的視覺畫面之外，更常藉由韻律的安排以營造出特定的音響效果，藉由多元感官結合以喚起讀者更多想像的空間。因此，在鑑賞文學作品時，除了應關注創作者個人際遇、時代環境等社會因素之外，更應該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對文本進行精確、客觀的分析與描寫，進而精確地詮釋文學作品的風格特色。
　　
　　竺家寧先生有感於傳統文學批評在風格理解上過度偏重綜合、主觀的直覺印象，在風格的描述上則又流於抽象、含糊，因而提倡以語言學的分析技術客觀地解析文學作品，開創出語言學與文學結合的「語言風格學」，其中以語音學的分析手法來解析作品韻律風格者，則稱之為「音韻風格學」。如何進行音韻風格的研究呢？在〈音韻風格的研究方法〉、〈聲韻學知識與文學賞析〉兩篇文章中，竺家寧先生提出五項觀察要點：1.「韻」的音響效果；2.平仄交錯所造成的語言風格；3.「頭韻」的哂茫4.雙聲疊韻構詞造成的語言風格；5.由音節要素的解析看語言風格。自1993年以來，竺家寧先生分別以《詩經》、〈九歌〉以及杜甫、岑參等唐人詩歌為研究對象，藉由音韻的分析以闡釋詩歌所體現的韻律風格，發表多篇論文，其主要成果多收錄在《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一書中。
　　
　　竺家寧先生以語音分析客觀地解剖文學作品，扭轉傳統文論過度主觀、含糊的弊病，試著為傳統文學研究指引一條新的路徑。竺家寧先生在〈語言風格學之觀念與方法〉一文中闡述「語言風格學」的特點及其任務，指出：「在文學家的觀念裡，作品材料的分析是機械而刻板的，會使“美感”完全喪失掉。因此，認為這個路徑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長久以來，文學家和語言學家思考方式上的分歧所在。文學家所關心的，是作品的“價值”問題，語言學家所關心的是“客觀的分析”，事實上兩者不是不能交會的。……語言風格學總是避免對文學作品下價值判斷，而是“如實地”反映作品語言的面貌。它不品評作品的優，不談“美”的問題，不談“藝術”如何，只客觀的描寫作品語言」。竺先生主張以語言學的分析方法來客觀地剖析文學作品，開闢出語言學與文學結合的新路徑。
　　
　　然則，音韻風格學除了客觀「描述」文學作品的語音特點外，是否也應該進一步試著「解釋」音韻風格形成的原因呢？文學創作是個複雜系統，即如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所標舉的口號：「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作品「風格」的呈現乃是融合部分之後的突現（emergence），（註4）不是靠簡單地疊加個別的組成成分便能推導出。因此，想要詮釋作品音韻風格的成因，不能只依憑「音韻風格學」的形式分析，更得有效地連結「傳統文論」的價值判斷，譬如人之左腦擅長邏輯分析，右腦擅長統合感知，唯有不對稱的左、右半腦通力合作、溝通協調，人們方能準確地認知現實世界。
　　
　　私自以為：竺家寧先生雖能針砭傳統文論之缺失，但將「音韻風格學」定位為「客觀分析」而不涉及「價值判斷」，明顯偏向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過度側重語言形式的分析，忽略了解釋音韻風格生成的必要性，因而未能廣泛激起文學家的反響與共鳴。截至目前為止，音韻風格學與傳統文學批評仍然鮮少相涉、各自獨立，猶如處於左右腦分離的「裂腦」（split-brain）狀態，如何參考認知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讓兩者能有效結合、相互聯通，應是未來語言風格學有待努力的方向。
　　
　　五、普及聲韻學--編撰聲韻學教科書
　　
　　聲韻學是中文系學生最感頭痛的學科之一。古代語音既已煙消雲散，傳世之韻書、韻圖又多有含糊、迷亂之弊，致使學生初學聲韻學之時，每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嘆。教師若不能透過難易適中、循序漸進的教材與教法給予引導，學生便只能在聲韻學的高牆之外盤桓，不得其門而入，既然難以登堂入室，自然也就無法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了。
　　
　　任何學科想要可長可久，必須吸納優秀的青年學子加入研究行列。因此，不管是自然科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生命科學…，或是人文科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我們都能輕易找到許多有趣、易懂的通俗讀物，初學者藉由這類普及性論著得以粗略地掌握學科的研究內容及理論方法。然而，聲韻學卻極少有通俗易懂的專著，當前聲韻學研究者所撰寫之論文，大多是針對已有一定學科基礎的專家而寫的，面對這些滿紙怪異符號（國際音標）、與現實生活脫節的枯燥文章，很難激起入門初學之人的學習興趣，長久以往，聲韻學恐將陷入後繼無人的危機。因此，如何效法李汝珍《鏡花緣》的創作手法，將枯燥乏味的聲韻學包裝在詼諧有趣、滐@易懂的故事之中，將是未來值得深入開展的新方向。
　　
　　竺家寧先生長年從事聲韻教學，不僅敏銳察覺到聲韻學之所以未能普及的原因，深切瞭解學生學習的難點所在，（註5）更費心地編撰許多適合初學入門者的教材，其中當以《古音之旅》及《聲韻學》二書最具特色。《古音之旅》一本是難得的通俗讀物，書中彙集了竺先生在1985-1990年間於《國文天地》所刊載的短篇文章，不僅文章標題平易近人，如：〈古人伐木的聲音〉、〈談齊國的一次洩密事件---上古音知識的應用〉、〈如果韓愈和孔子對話〉、〈改變學術史的一次聲韻研討會〉、〈反切的故事〉、〈善變的嘴巴---漢語音演化的幾個模式〉…等，筆觸生動活潑、內容滐@易懂、敘述深入湷觯阋宰層行南胍桓Q聲韻學奧妙之社會大眾作為登堂入室之台階。
　　
　　《聲韻學》則是專為初學者所編撰的教科書，竺先生在序文中陳述該書的編撰目的，指出：「除了在敘述上力求溄猓緯朝著兩個目標去做：第一，不是只站在一門一家的立場只介紹某人的聲韻學，或只介紹某人的理論。而是客觀的敘述全盤的情況，使讀者能接觸幾種不同的觀點，加以比較，了解他們的立足點。這樣不致在開始時就造成先入為主的觀念，也有了自己去做獨立判斷的空間。第二，本書容納了許多近年來的新見解、新資料，以及外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學術是不停在進展的，為了傳播最新的資訊，一部教科書至少每隔二十年就得重新撰寫。否則，讀者能得到的只是這個學科的過去歷史而已。本書參考了這十多年來的學術論文，引用了許多有代表性的意見，使讀者得以充分掌握這門學科的發展趨向」（2頁）。聲韻學之所以難學，原因之一在於缺乏能夠導引初學者的教科書，但想要編著方法嚴謹、材料豐富的教科書絕非易事，趙元任在為董同龢《漢語音韻學》所寫的序文中，便曾感慨問道：「要等多少時候臺彎再有一部這樣的書出來？」
　　
　　如何才能算是一本好的教科書呢？除了要全面關照各家觀點、即時吸納新的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內容安排上能循序漸進，充分與學生既有的知識基礎相結合；在表達手法上，要能深入湷觥⒛苌迫∑瑢⒊橄蟾拍钆c具體現象相互參證。《聲韻學》首先論述學習聲韻學的基本知識—語音學、國音學、方言學，其後依照近代、中古、上古的時代順序安排，由近及遠、由實而虛，讓讀者得以有效循序漸進學習聲韻學，從各方面看來，《聲韻學》都可稱得上是繼董同龢《漢語音韻學》之後，另一本優秀的聲韻學教科書。
　　
　　六、總結
　　
　　從以上蜻蜓點水式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管窺竺家寧先生在聲韻學領域中的卓越成就。其碩果累累的科研成績、精準敏銳的學術眼光、持續不輟的研究態度，對後繼之年輕學者產生了極大的示範作用。僅依個人所見，將竺先生的學術貢獻總括為以下四點：
　　
　　1. 著作等身，以弘揚聲韻學為職志
　　
　　三十餘年來，竺家寧先生於國內外各大學教授聲韻學，將聲韻學的種子播散於世界各地；在教學之餘，更勤於筆耕，每年均有多篇聲韻學論文發表，論文數量之多、涉及層面之廣，在台灣地區實難有能出其右者。在冷門的聲韻學領域之中，竺先生是個勤奮不懈的理論家、宣傳家，在聲韻學的園地裡撒種、耕種，孜孜不倦，堪為青年學子之標竿。《禮記‧學記》有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竺先生除筆耕不輟外，更致力於培養後繼人才，費心指導學生撰寫碩博士論文，門人研究聲韻學者已有多人取得博士學位，受聘任教於各大專院校，齊為聲韻學之薪火相傳而努力。
　　
　　2. 眼光敏銳，發掘出新的研究課題
　　
　　學者選擇研究課題，猶如投資股票，必須有精準的眼光，才能獲得高的報酬率。然則，如何發掘出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呢？研究者必須掌握學術發展的脈絡，瞭解學術演化的動力、規律與趨向。竺家寧先生高瞻遠矚，能全面觀照聲韻學的各個不同層面，故能慧眼獨具地洞察到許多值得開發的領域—古漢語複聲母、宋代音韻、近代音、音律風格學等，因而常能另闢蹊徑，以補充前人之不足。一葉知秋、見微知著，透過分析竺家寧先生的選題方向，我們也可約略窺探出台灣地區近四十年來漢語聲韻學研究的偏向。
　　
　　3. 多方連結，強化聲韻學的連通性
　　
　　「問伊那得清幾許？唯有源頭活水來」。21世紀是「網路連結」的時代，聲韻學要能可長可久必得多方連結。如何「連結」呢？個人以為，就研究者而言，必須立足台灣、放眼世界，與世界各地的聲韻同好相互切磋；就研究內容而言，聲韻學不能過度拘守本位，必須突破學科間的藩籬，積極與其他學科相互連通。竺家寧先生具有國際視野，除了積極參與海外國際學術會議之外，更時常獲聘至大陸講學，往返於海峽兩岸之間與大陸各地聲韻學家展開交流，且在大陸的專業期刊、學術會議上發表多篇評述性文章，（註6）將台灣地區聲韻學研究成果介紹到大陸上，為兩岸學術往來搭起橋樑。再者，竺先生學識淵博，除了聲韻學之外，更旁涉詞彙學、語法學、語言風格學等領域，故能將聲韻與其他學科相連結，「音韻風格學」即是文學與聲韻學的跨領域整合。
　　
　　4. 普及聲韻，編寫深入湷龅慕炭茣
　　
　　學科的未來開展有賴是否能夠吸引年輕學子加入。聲韻學向來有絕學之稱，聲韻學論文中既以構擬抽象的古音為目標，文中多充滿陌生的符號與術語，常令年輕學子感到恐懼，望而卻步。竺先生編撰的《古音之旅》、《聲韻學》等書，以深入湷龅姆绞絺鬟_聲韻學概念，掃除聲韻學艱澀難學之刻板印象，為初習聲韻學之人搭起了一座通往彼岸的橋樑。
　　
　　猶記得1992年秋天，我有幸考進中正大學碩士班，和幾個對漢語研究有興趣的同學一起跟隨竺家寧老師學習。竺老師為了補強我們的語言學知識，課後指定我們閱讀索緒爾的經典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每星期三晚上，同學們相約到學人宿舍找竺老師討論問題，每每討論到十點多才肯離去，夜幕低垂、星光點點，幾個同學走在靜謐的校園裡，手中拿著沈甸甸的書，心裡卻是感到十分充實。回想起來，這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也還記得，老師在課堂上經常教誨我們：「研究學問，腦中必須隨時裝滿許多的問號」，這話至今仍鮮明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時時提醒著我，要以批判式思考來檢視各種不同的觀點。撰寫此文除了闡揚吾師的聲韻學成就與貢獻，更感念老師對後輩的提攜之情，文中順帶提出了一些個人不同的看法，如有不妥切之處，尚祈海涵。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論述乾嘉考據學之學風特色，云：「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這不也正應合了竺老師所宣揚的「求真」精神嗎？文末，論吹叵蚶蠋煫I上無盡的感恩與祝福：「感謝您殷切的教導，祝您六十華誕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