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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启蒙——读福柯《什么是启蒙》
在福柯看来,康德界定的启蒙是一个出口(exit),或出路(wayout),“这个作为‘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把我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所谓“不成熟”,“是一种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
接着,福柯指出“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在我看来,福柯第一次直接把他个人观点明确的表达出来是在这个文本第一节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引用福柯的原文,“但我相信强调这个短文与他的三大批判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必要的。事实上,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的条件,目的是决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必须作的,什么是可以期望的”。
在这里,福柯把“启蒙”和“批判”联系了起来,“批判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启蒙运动是批判的时代”。
进入第二节,福柯开始描述一种称之为“现代性”的“态度”,我始终未能理解这种福柯所谓的现代性态度究竟是什么。但我猜想福柯并不希望说清楚这种现代性的态度,他只是想强调一种态度,一种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态度,这里有一句很不起眼,却十分重要的话:“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
让我重复一下福柯的论点,启蒙意味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因而要求我们保持一种态度(或者说哲学气质),这种态度就是对我们的历史时代做永恒的批判。
接下来福柯试图描述这种哲学气质,它“可以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我们必须超越内外的选择;我们不得不在最前线。批判确实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构成”。
在经过以上铺垫后,福柯说出了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问题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其后果是“批判的实践不再是为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性的探讨,正是这些事件引导我们去建构和认识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正在做、正在想和正在说的主体的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不是超越的,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它在构思上是谱系学的,在方法上是考古学的”。
我在上面大段引用原文,是因为这段话确实是理解福柯全文的关键所在——福柯给批判赋予了一种实践的形式,它不再是超越的,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不再是寻找普遍价值的,它是实践的,是谱系学的,是考古学的。(“谱系学”和“考古学”在福柯那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这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我猜想福柯把它们作为某种实践的形式)。
福柯接着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对)自由的断言和空洞的梦想,对我来说,这种历史—批判的态度也必须是实验性的”,“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界限所作的工作一方面必须打开一个探究历史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它将把自己放入现实、当代现实中检验,这两个方面将能把握变化可能发生和值得发生的那些地方,以及这个变化将会采取的精确的形式。这意味着,有关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必须从一切声称是普遍的和彻底的方案中分离出来”。“我们必须放弃对这样一种观点的期待:这种观点能够提供我们通达任何有关构成我们自己的历史限度的完整的和确定的知识。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有关我们的限度及超越这种限度的可能性的理论与实践总是被限制和决定的;因此,我们总是一再地处于开始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福柯“宁愿选择这些过去20年中在许多方面被证明可行的非常具体的转化,这些转化涉及我们存在、思想的方式,与权力的关系,两性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观察精神病和疾病的方式;我甚至宁愿选择那些部分的转化,这些转化一直是在历史分析和实践态度的相互关系中产生”。
我们都读不懂福柯,不理解为什么他会专注于那些诸如两性、精神病、话语权力那些古怪的问题。也许原因就在于此,他从这些问题中找到了“历史—批判”的切入点。
福柯对这种哲学气质赋予了一种“历史—批判本体论”的特征,“我们自己在此是作为有关我们能够超越的限度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存在的,因此也是作为一种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我们自己所进行的工作而存在的”。
我想福柯的意思是我们自己既是批判(实践)的主体,也是批判的客体,我们因为批判而存在,也因为被批判(检验)而存在。
这些历史—批判的工作(有时候也福柯也称之为调查)在福柯那里具有特殊的意义:普遍性、系统性、同质性、界桩。对此,我不甚理解,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大师。让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文本的结尾吧:
“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在这里,福柯让他的叙述回到了康德那里,由康德所定义的启蒙作为一个事件,尚未完成,我们依然需要启蒙,需要批判。“关于我们自己的批判的本体论一定不能作为一种理论、一个教条,或者甚至正在累积的知识的永恒实体,而必须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关于我们是什么的批判同时是对我们背负的限度的历史分析,并伴随着超越它们的可能性的实验”。
最后,福柯希望给人们一个可以期待的前景:“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着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我们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
写到这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言路随着思路而展开,追随大师的心迹,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但我依然要说,就我对福柯的理解而言,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福柯已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放弃了形而上学,放弃了寻找普遍价值。尽管我们确实不能获得关于终极问题的知识,但我们仍不应放弃对终极问题的关切和追问,因为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了信仰。200多年前,康德就是这样回应休谟的。
我想说,当我们在进行着历史的、局部的工作时,不应放弃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它能够增进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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