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字点亮的人生

谢 志 强

建华和我有缘，先为朋友，后为同事，计有近三十个春秋。两个人，在时空的交叉点上，几度重合。文联相当于“文庙”，我先当了几年住持，他接着来当住持。先后退休赋闲。他研法帖，我究文章，常年背靠背修能，修的都是童子功，只觉得越学越空，还自受着启蒙教育。

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看似一棵棵单独的树，却在高处，枝叶交错，浑然连片。我和他说定，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值得欣慰的是，别人玩一玩的事，或说“没用”的事，我们当正经的事了。这个世界最后剩下的其实是“没用”的事。我写故我在。我和他的差别在于，他嗜酒，我忌酒。他是个酒桌的弄潮儿，而且，非黄酒莫属。能饮酒，且酒风好，颇有古代名士之风格，不醉不休。跟他一起，我也不得不沾点酒。我以为，黄酒与白酒，似乎是文与武的分界线。李白当年饮酒，应为黄酒。饮得不多不少时，建华书法就放得开。书法乾坤大，杯中日月长。

稀有人知道他在书法上下了多大的功夫。过年过节，好处是没人来惦记，我和他，仍照常去机关食堂就餐。食堂餐厅很空，我们一出现，食堂人员就窃笑：这一对人马，不知过年。过于显眼，平时热闹，好隐蔽，没人在意。我和他就约定，初一到初四，不再上食堂。

有一年，大年三十，我俩吃了方便面，站到空旷寂静的大院子里，环视一下，四下无人，我和他面对面，上下挥动双臂，像即将出巢的小鸟，欲展翅试飞，竟然得意而又自豪地说：傻里呱叽，多好。

此为欣赏与自我欣赏、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我有个习惯，持有敬畏，不敢枉论我不熟悉的领域。比如，欣赏书法，说不出“法道”，只能感觉舒不舒服。好的书法，有气流动，如同好的文章，有呼吸的“文气”。我认同汪曾祺的说法：看看书法，对行文的内在气韵，很有好处。我时不时地会看一看建华的书法，有“气”了，很舒服，像打通了气脉。

我没问过建华是否读过《愚人颂》，但是，我俩都以傻和笨自赞。他不投机取巧，只下笨功夫，读帖、临帖，各取所长，融会贯通。文学里，奥威尔用了“偷窃”、博尔赫斯用了“先驱”，其实，也就是说影响和来路。书法、文学，怎么能说没来路，或说传统。奥威尔说，有什么东西值得偷窃？关键是“偷”出了东西，又能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弄出点独特性。我和他在各自行当里，以傻和笨为乐，难得悟出点门道来。建华客串，把我的小说当成精神调剂，一天一篇（章），一本一本细读，还能说出内里的道道。我视其为知音，但我说：让你费眼了。有一次，他发我个微信，是我的长篇小说《塔克拉玛干少年》里的一段话：那个少年是胆小鬼，老师说现在胆大的太多，胆小的太少，胆小有什么不好？常常是胆大的把这个世界弄乱弄坏了。

我衡量一个艺术家或作家，还是用老观念，文如其人，讲究为文做人的一致性。建华是字如其人。他活成了一种状态：傻、笨（必须赋这两个词以新意，贬义转为褒义），那是粒粒饱满的麦穗的低姿态，且胆子也不大，只能种喜好那“一亩三分地”，只讲过程，不求结果，“有什么不好”？对建华而言，何以解忧，唯有书法。书法是安放灵魂的居所。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都在文学上寻找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屋子。张建华在研读王阳明的时候，也发现王阳明的“屋子”。其中“心无动静”那段王阳明的话，他有如是心得：如果将人的整个意识比作一间屋子，人的“良知”就像是屋子里的一盏明灯。这很文学。有了屋子，还有“光”，尤其是潜意识，常处在无明状态，小说写了“暗”的同时，还要写出“亮”。岂不是我与他的兴趣，在高处相遇了吗？无用便有用了。

建华的童年到青年，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字”伴随着他，冥冥之中，字在起作用。他称书法叫写“字”。那是乡村人的说法。字，宝盖头，一个子，不就是在家里生孩子吗？

他出生不久，父母把他寄养到远离姚城的金岙村一片竹山的穷苦而又独户人家，孤悬于主体的村庄之外的那户人家婴儿夭折，有母乳。断乳后，又寄养至龙坑（凤嶂大队，后改名红卫大队）张家自然村的二爹二婶家，村里吃“大食堂”。他读小学时，不识字的村民甚多，但有敬惜字纸的习惯，他已懂得，有字的纸，不可踩踏。那时生产队订有一份报纸，年终会把过期的报纸，分给各家各户。他读书，无多余的纸，就捡香烟壳纸，用细线缝订，当作业本用。练字，多在泥土地上。字、字、字，纸、纸、纸，在大地，他在意。现在，他练书法，用过的宣纸，反过来还用，甚至，字上练字，一纸重叠的字，浓浓淡淡，隐隐显显，颇有意趣。

当年，张家祖宅和黄明公社卫生院仅一墙之隔。有位祖传中医，叫赵一平，已过了而立之年，写得一手好字。开处方，用毛笔。还是少年的建华，脸贴窗户，望其写字。而且，常有邻近村民，没病上门，让赵医生在他们随手带来的物件上作记号：写字。村民之间，时有借来借去的物件，有了字，就不至于弄混了。也有农民约请赵医生去家里，给家什、农具上写字，写上主人的名字。建华会尾随着去那户人家，默默地站在旁边出神地观察——那就是建华童年的书法启蒙。他还不知那叫书法，但是，那么多村里的人喜欢，他萌生了今后也要把字写好的愿望。

童年的建华，像是山林里的一只鸟，溪水里的一条鱼那样，凝视着农户家物件上的字，以他现在的眼光回忆那些物件上的字，笔画端庄、工整。其中，公社以烈士黄明命名，那个黄出现的频繁，写得四平八稳，敦厚、稳重、壮实，如山民，伴随着他有成长岁月，至今，他写字，仍把城里写的字，与记忆中的字作比较。建华颇有几分山民的性情，平时像模像样的隐着，一不留神就“显”出。这跟我在西部的沙漠生活过的性格倒有相通之处。

我凝视过卡夫卡的照片——那个眼神我熟悉，那一部分就是我的影像。有时，朋友之间，互为镜像。建华背着笋篓上山、拾柴掏笋，一不小心，篓底会擦着地。八岁时，他还贪玩，放学了，到溪坑里，摸石蟹，捡鸭蛋。溪底发现鸭蛋，他笑死了。我仿佛看到我的童年的镜象，也笑死。直到高中，我排队，还站前边，高三时，我个子一下蹿起来，站到队后。他也迟发，像竹子一样蹿起来。因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和他同样的心情：世间还会有那么好的事情？没有准备，没有远见。他没考上，也没有纠结——不知道人生还能自我选择。当年冬，征兵，他体弱，不是干农活的料，就报了名，不料体检合格。

我和建华同样对数字反应迟钝。他参军，是海军，却到红土地的江山受训学报务，嘀嘀嗒，要立刻传化为数字密码，他总是“慢”半拍。队列训练结束，连长要物色个文书，看中了他，因为，字写得好。

集训结束，连长说：去哪里，随你挑，可留下。他的人生，多为被动选择。他重情义，选择了留下。一九七九年，东海舰队司令部要物色一名资料室的管理员。

傻人有傻福。来考察的人看中了他：字写得蛮好。又是“字”无意中起了作用。

连长说：要进步了，发展你进组织。建华还不是党员，单纯的他说：我还不够格，慢慢进步吧。

调进了司令部，重新考验，他于1984年入党。期间，送他去北京培训——部队里，晚饭后，闲来无事，他练练毛笔字。那时，练字的条件极差。休息日，他上街，逛琉璃厂，看书画展。步行或乘车，他留意沿街的店铺招牌上的字。常去书店，手头紧，也只能看，狠狠心，购了《中国书法大辞典》，以为中国的书法荟集到“辞典”之中了。十七元，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后来，他发现，还得读临各种影印的原碑原帖，得一个一个字地“摸”源头，查来路。一本字帖就是一条路，条条道路里，找到自己的路。他下的是笨功夫，跟我一本一本地读经典一样，唯一的捷径是悟道。能悟出，就少走冤枉路。

一九八六年，建华已是副连级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他该转业了。

处长挽留道：有出息，不要走。

建华在余姚已有家室，已有女儿。他恋家。在家等待分配。恰好人大要进人，考察的人翻到建华的档案：这个人字写得蛮好。

又是“字”起了作用。他在人大一待就是十八载。业余时间，他写“字”，也不刻意，只是不让手闲着。二OO四年，调到余姚市文联，主持工作。我退居二线。其实，我就是想写小说。

几年后，建华把业务推上了正常的轨道，有了空余时间，他正式把书法当一回事了。他叫写“字”。功夫在“字”外，他花更多时间研读古典文史，应了启功先生的说法：文史不通，下笔空空。我想到先锋小说的昙花一现，它是一种形式的颠覆，但有炫技之嫌，文学毕竟还是要有充沛的人文精神。书法也如此，其笔墨应饱含人文精神。庄子说，技进乎道。

二O一二年，西泠印社出版了他的《草书王阳明诗》。发兴接近王阳明——以书法的形式致敬王阳明，他意识到，他过去不知故人王阳明博大精深之伟大。

渐渐发现“吾心光明”王阳明之光，是随后的细读《王阳明全集》以及各种版本的传记。摘录、抄写、注释、心得，他写王阳明接通了“心”，发现了“光”，而且，照亮了建华的心。终于，成就了一部书法集《阳明语录》。我起初建议，语录这个词是当代政治术语，不妨用“说”。比如老子说、孔子说、庄子说。说即曰，取之古意。他坚持用语录，我也理解了，拓其新意，保持平常。王阳明有平常心，还原他“这个人”。

建华于二O一九年退休，又是缘。他的工作室和我在同一幢别墅。他在二楼，我在一楼。楼上楼下，互不相扰。至多，午餐临近，他下楼，会唤我一声。有时，我写小说，尚未结尾，就说：你先行。大多时候，我们同出。

但不同进。他坚守作息时间（其实，我们已不受这种时间的约束，却自觉自愿地遵守，因为做欢喜的事），我总是迟到早退。早晨，我凭别墅院子的铁栅栏大门的锁开，还有二楼窗户打开，判断他已到。他一坐可以半天不起身——他已是坐家（作家）。能坐热椅子不起来，且坐得住，实属难得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烦恼，文艺的屋子里有光。我知道，又是“字”消融了他的烦恼。

建华嘱我作个序。委实为难了我。书法是我陌生的领域，功夫在“书”外，不谈书法，只能读人——活着的状态，从事一项爱好，还是要看持有爱好之人的状态。与其说人写字，不也是字写人吗？建华可谓书如其人，或说，人如其书。见人识书，像进入了有光亮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