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白第二

    三代之际，无笔无墨且无纸，作字者但以漆著于简，晋人所谓八法，迩时并一法无之，宜乎无从见好矣。乃古文所传，虽寥寥数画，人知其美，试问其美安在乎？无他，其布置疏整有致，自尔奕奕有神也。意尔时之传习，但工结构布白，即书法之能事毕矣。后人踵事增华，反以失其大本，此最学者所当知也。
    历代名人遗墨，虽风致各殊，而布白之匀称则一。无如世俗学字者，但知注意有墨处，未注意到无墨处，是即刻意求工，苦心效摹，亦只得其糟粕而遗其精神，是学者之通弊。
    近代著书教人者，亦深知通弊之所在，立意矫正之，乃故诡其辞曰：“即白以当黑”，致今读者莫测其秘奥。夫即欲启迪后人，亦何事此廋词谜语，以故示其高深也，殊可异矣！
    吾谓作字之道，其结体不过一“称”字；布白不过一“匀”字。字忌冗，匀则无冗矣；字忌散，称则无散矣。笔画愈繁，布置愈宜疏，蔬则绰有余地；笔画愈简，结构愈宜紧，紧则方不松懈。此最学者所当知也。
    若初学小生，既苦一切茫然，又苦无人指导，则莫如从篆、隶求之，尤莫如从刻印求之。言之似觉迂远，行之实为捷径，此皆吾早年所经过。诚能由斯途以进，一旦参悟，无论字体若何奇零，均能妙合天然，奏刀立解也。
    或曰：子言布白，一取其匀，然则前人有言“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其言非与？曰:斯言亦颇有理，盖字须有紧密处，有疏放处，方为美书，是乃一张一弛之道也。是疏密者，为结构言之，非为布白言之也，不可不辩。

分行第三

     言字之结构，千言万语，无非求其相生；言字之布白，曲喻旁通，无非求其相让。然不独个字为然，即通行亦然，通幅亦然。古代金石所开传，如周、秦大小篆，以及汉代碑铭，其行列疏朗者无论矣，若周代彝器之铭，有极错杂者矣，顾虽纵横穿插，纷若乱丝，要无一处相抵触，亦且彼此相顾盼，不惟其字足法，即其行款亦应师也。
    前清以楷法取士，一时殿体书，实为士林之标准。第其行间无一处不相抵触，虽有项斯标格，九龄风度，尔乃摩肩而行，叠股而坐，重重积压，气体为之不舒，成何体统，有何意趣乎？此非行款严密之过，不相生不相让之过也，学者其注意。
    大凡作字，既须上下相乘，尤须左右顾盼，务令一行若一字，全幅若一字。此其法，篆、隶、楷书犹易，行、草较准，狂草尤难，非练之至熟不能也。要知草书之精神，多半在行款之间，尤学者所当知也。
    凡题榜额，不可如店号；书楹联，不可如招牌。二者于何别之？店号招牌，意在使途人易于注目，故不以呆板为嫌。榜联如是，恶俗极矣，行款务宜散朗，精神尤要生动，方觉大雅。
     观字之际，一幅之字须合全幅观之，一行之字须合通行观之。即观个字，亦须综览其全体。若毛疵褒贬于一笔一画之间，是无知之徒也。夫一幅数行，或左右顾盼以相补助；一行数字，必上下相承以成章法，安得分裂拆碎，遂字品评也？
    三代之字。最重行间，钟鼎之文，从无挂脚空格者，即“王命”等字，亦一律接写；间有二字合文字者，皆为行间取齐之故。秦人始有抬写之例，自是以后，年月另写，撰文者另写，书丹者另写，篆额者另写，行间遂淆乱不堪矣。明孝陵有清高宗诗碑，行行挂脚，仅正中一行到底，望之殆如破伞，真乃不成形相。吾每为人书碑铭，既无抬写，亦无空格，即立石年月与撰书者之名，悉将编入文内，算清行数字数，不使有一格之空，裨就齐整，亦三代之遗法也。
    三代之际，文字之垂诸久者，刻于铜器，如钟鼎彝器之铭文是也。至于普通用者，周代则书于竹帛，商时竹简犹末发明，则刻于牛马骨片，世俗呼为“龟板文”是也。就其平正处，刻五七行不等，而其行间皆极整齐。尝于京中历史博物馆见大小数百片，字之大者如指，小者或如豆，无不神致楚楚，研媚动人。往往细于蚊脚，惜刻处平浅不能拓取。

运笔第四

    古人以漆书，但有结构布白，无所谓运笔也。自毛颍作，而形态百出，遂为作字之必要，授者受者，舍此几无所传习也。且名色孔多，曰“蚕头燕尾”，曰“逆入平出”，已乏自然之韵味，近更有所谓“始乾终艮，始巽终坤”者，支离怪诞，莫可究详。谬诬相承，转相神圣，遂致美术几同魔术焉。彼纷纷者已无庸深究矣，要其间之门径之得失，不可以不辩也，试略言之。
    凡用笔之起落使转，前人遗刻形模具在，一望而知，无事费辞矣。要以今之通弊，专重起落，亦且不知换笔，流弊既久，转成通例，即以积弊为传习之具。有志此道者，夙昔受病虽深，若稍习篆、隶，诸弊自去，所谓源之清者流不浊也。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篆、隶之妙，妙在简易，欲成大家，不当于小节求之。
    又有中锋、侧锋之说，世俗每偏重中锋，殊不知各有妙用，未宜强为轩轾也。中锋笔多圆，侧锋笔多方；篆书多圆笔，隶书多方笔；南帖多圆笔，北碑多方笔。不得谓篆书是而隶书非，南派优而北派劣也。且有不尽能画为两界者，试观大小篆，笔圆矣，骨里何尝不方？汉隶笔方矣，精神何尝不圆？论二者之优点，中锋多浑厚，侧锋多苍峭。论二者之弱点，专尚圆，易入浮滑；专尚方，每多刻露。近代如何子贞以中锋取胜，包慎伯以侧锋见长。然子贞何尝不苍峭？慎伯何尝不圆湛也？学者苟明斯义，可无事斤斤于中锋之说，而知二者之不容偏废矣。至或偏习于一方，亦视其人之笔姿何如，性情何如耳。 
   作字须力透纸背，乃能凌空；确有准绳，乃能放纵。譬之处事，必也洞明物理，乃能超然洒脱也。若一味浮荡懒散，是庸劣也，安所取乎？
     余昔年延睢阳贾冥千授诸生武术，贾君曰：“先须将架式练死，然后教之变化。否则跳舞花样，只可用之剧台，若大敌当前，必致惊慌失措矣。”吾于此顿悟运笔之法。
昔人称王右军书，以为“铁画银钩”。吾深有味乎其言，盖言内坚劲外清润也。岂惟作字，为人亦应如是。

执笔第五 
    执笔之法，古今聚讼，学者往往为之眩惑，吾以为真多事也。老子曰：“道法自然”，此真美术家之无等咒也。吾谓执笔者尤当明其理。
    近世附会最奇者，以为王右军爱鹅，故其执笔也，食指象鹅头，名指、小指象鹅掌之拨水。然则张旭爱酒，其执笔亦应如执壶如执杯矣！有是理乎？
    然则执笔竟无一定乎？曰有。《笔阵图说》曰：拳空指实，妙用之矣。盖拳不空，则运掉不灵；指不实，则驰骤无力。其式何如？则以拇指食指上抱，中指与名指小指下抱，自能控纵如意，有何秘密哉！
    或有一拳紧握，如执铁槌，名指抠其掌心，几于出血，而犹自以为便，则何如？曰：此天生之笨伯，听之可也。蒸沙岂能成饭，又何事为若辈枉费唇舌哉！
    然则执笔宜高乎？宜低乎？《笔阵图说》曰：距离笔尖，寸二为工。然亦视其年之长幼，与字之大小，若成年之人，或作数寸外之字，执笔固愈高愈活泼也。吾每书屏联大幅，必执管之顶端，方觉指挥如意。
    又有悬腕之说，学者每多误会，明明谓之悬腕，非谓悬肘、悬臂也，学者不明斯义，往往高抬其右臂以作字。夫坐而运笔，断无两臂齐举之理。两肩不平，身段先已不正，且用力于臂，肘且失其用，腕更无力矣，何以作字？吾友上虞罗颂西，尝与余论执笔，言之綦详，今犹忆之，书以诏吾党。
    作径寸以内之字，或蝇头细楷，则固坐而从事矣；若作三寸以外之字，则以立书尤便，身体活泼，目光开展，臂肘皆尽其用，挥洒自如，极为愉快。

选毫第六
    作字之用笔，如军人之用械，虽曰仗屈卢之矛，佩步光之剑，宝则宝矣，其如不能克敌何。尝见有人，书法亦殊不恶，而终身受笔之累者，偶用别种笔书之，亦远胜于畴昔，乃卒不肯舍其甚不便而用其甚便者，是诚不可以理解矣。
    然则选毫宜如何？曰无一定。尽人皆用，而不合吾用则舍之；人所共弃，而甚合吾用则取之。武三思曰：“吾不知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使与我善者即善人，与我恶者即恶人。”其持论之是非姑不论，若吾人之用笔，当奉为至言焉。豨芩可以愈疾，其效或捷于昌阳，并辟用于治兵，立功且大于槊。与世俯仰而与已龃龉，夫何取焉？
   或有好为其难者，以为他人所不能用、不敢用者，吾独用之，愈足见奇。然则譬之竞走，人皆驰乎康庄，我独走于棒莽，何取乎成？曰：故为其难，庶可遇难而不困。然则书法乃美术之事，闲情之务，稍不适宜，可以不作，又何事为其难也。
    制笔之原料不一，笔工之做法亦不一。尝见宋、元、明代名人遗墨，悉刚毫所书。近来或以羊毛制笔，工省价廉，亦颇可用。若谓作字必用羊毛，岂大不谬。吾亦尝取羊毫试之矣。其佳者毛甚粗而色黄亮，用之亦觉刚柔适中，但佳者恒不多得。市场所卖，毛冗细而色纯白，是毳也，非毫也，濡墨辄如丝絮之着水，瘫软不能起，乌能作字？又有选毫虽佳，而其做法或过于粗短，过于细长，亦不合用也。
    笔用久则愈佳，以其宛转随意也。吾见学子岁数易笔，非笔易败，实胶墨败之也。墨中有胶，极能损笔，写字既毕，宜将余墨洗去，悬当风处，不惟可久，且久而益佳也。

择纸第七
    古代名纸，种类甚多，岁曾见之，未尝染毫其上，性质不可得而知。余作字以陈纸为上，生纸次之，熟纸又次之，矾蜡、泥金为下。陈纸之美，尽人知之矣；矾蜡、泥金，滑不受墨，着笔如马行冰上，虽有骐骥之足，不能恣意腾骧。前代名人遗墨，见于此等纸上者，神气多不畅，是已可证。又且年久极易焦脆，片片冰裂，不堪触手。书之不能尽其意，藏之不能传诸久，徒取一时美观而已，殊不足贵也。
    绫绢作字，次于陈纸，而胜于生纸，虽则滑腻，究与矾蜡、泥金不同。惟胶矾或不合式，着墨辄如油与水之不相入，则莫如生绫绢为佳。但必取厚实密致者，若太粗松浇薄，一经挚曳，遂成斜幅，不成字形矣。
   初学习字，用纸原不能如许苛求，然亦必纸能受墨，不滑不滞，方为合用。尝见有一纸书竟，覆背再书者；更有于夹缝叠书者，笔易全不能见，暗中摸索，于何练习乎？又有蘸水书石，以资练习者，是与坐卧手画衣被皆穿，同一荒诞矣。若性既嗜书，无力购纸，蕉叶、柿叶最为合用，但亦只其面受墨，其背则否。
    陈古绫绢，往往滑不受墨，或有持此求题跋者，先将绫绢微加湿润，朴粉其上，书竟，然后拂去。不先审慎，骤然着笔，既不受墨，又难中止，奈何！奈何！

率性第八
    语云：“率性之谓道。”天性生而各殊，即求道不妨分途也。孔门十哲，分以四科，未尝强颜、闵以言语，强游、夏以政事，用能各造其极也。作字亦然，以故欧、虞、褚、薛，不相蹈袭；苏、黄、米、蔡分道扬镳。并而生，未尝互相标榜，遂使笔化墨雨，璀璨艺林，千声万色，蔚为大国也。自朝廷以楷法取士，沦为利禄之门。学者趋于风尚，削足以就履，遂致千篇一律，死气满纸。由是殿体书遂为艺林所不齿，而玉堂清贵之上，亦罕有以书法名家者，致有由也。
    今之习字，通弊有二：学者，好为舍已以从人；教者，又每强人之从已。初学知识未开，罔知别择，原无足怪，而教者不应戕学子之性灵，妄自神圣也。无论教者所造未必神圣也，即神圣矣，与其使我之外，复增一我，何若使圣之外，更增一圣也。况教者出于性灵，学者得之标榜，即使步亦步、趋亦趋，亦万不能逮其师也，必也。吾谓教人者，但当因学子笔之姿，为之多其标本，且与学者商榷，半令自为主张，教者不过作识途之老马，俾勿入于坎沟 、陷于荆棘足矣。令其自为别择，从其心之所好，自尔事半功倍。如梁闻山不纳邓完白为弟子，此种高谊，所以不可及也。
   吾有故人，其子酷爱汉隶，其父乃强之学《帖》，子乃愤弃书不学。为人师者而若此，岂不误事。
   或曰，衡以春华秋实之理，早岁学书，似以肥厚柔嫩为宜。曰：不尽然。夫松柏生而枝干坚挺，桐梓老而皮肤泽润，均不害其寿且孶也。八墨、三儒、十宗、三乘，圣哲垂教，尚尔纷歧，施教者，但当因其势而利导之，何必拂其性而矫揉之。良医疗疾，必询所欲；庸医临证，偏多禁忌。亦真操术有工拙，既不能尽物性，遂不得不强人以从已也。
    学字固在工力，要必生而有笔情墨趣，乃克从事。尝有后生学字，布白结构，悉能如法，而木强无韵，如雕塑焉。又有后生，从吾讨论经年，别后并布白忘之矣，是皆生而与此道无分也。教喑哑以宫商，养藤萝为乔木，即伶伦、郭驼亦穷于术矣。是即可以不学。
   古之成书者，其人往往非忠耿即奸邪，否则，或高人逸士，与夫性情乖张者为多，何也？彼其人皆一意孤行，独来独往，故能超然独表，独步千古也。

矫正第九

    语云：“率性之谓道”，何以又云：“修道之谓教”？盖性不能无气质之偏，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也。譬之刚，美德也，而或愎戾不仁，何取乎？柔，亦美德也，而或萎靡不振，何取乎？作字亦然，质偏于刚也，则■之以韵籍；质偏于柔也，则辅之以坚凝；偏于拘束也，则以分布展拓之；偏于放纵也，则以绳墨约束之。固因材以造就，亦救弊而补偏，人之所以赖有师资也。若生而庸劣浊俗，支离傝冗，毫无笔情墨趣者，亦尽可以不学。美术之事，半由天授，固不能人人擅长，亦无须人人擅长也。
   或有学子性喜篆、隶，不习真、草，果于篆、隶有得，真字亦必不恶，不过笔致少生动耳。若但习草书，他无所学，必致浮荡无根，此大不可也。譬之人家子弟，规行矩步，拘谨自守，虽少风趣，要不失其威仪。若一味放诞风流，洒脱自喜，一旦束之以冠裳，隆之以体统，遂如淋猴而冠，手足无措矣。元、明人多习《阁帖》，少功大楷，所传碑榜半如泥塑，是可证也。
   其或学子泥于前人说字之学，则广示以名人遗迹，可以证明其不然，杜撰之说，不功自破矣。又或挟其耳食之谈，沾沾自喜，则广示以前贤宝墨，以扩充其眼界，虚骄之气，自尔平息矣。若仍挟持不化，是其胸次毫无分晓，亦吠影吠声者流耳，又安足与言。

择师第十 
    学术知识之增进，悉由交换而来，绳墨规矩之平陂，尤赖模范而定。学者欲求进步，其不能无所师承也，必也。顾师法或不善，则流弊转益滋。窃谓师法今人，其弊有二。师法古人，其弊亦有二。
    其或学子奴性太深，但遇有盛名者即思仿效；又或教者予智自雄，戕他人之性灵，就一已之轨范，致令学者削足以就履，此则师法今人之弊也。
    吾于古代，酷爱《经石峪》大字，于近代酷爱薛翥江行书，而卒未曾一临摹者，虽笃好之，而笔姿不相近也。学者苟浮慕高远，不自量度，强名士为名将，窃恐拙其材且废其事矣。吾曾见初学小生，隶书学《石门颂》，真书摹《石门铭》，草书摹岳武穆《出师表》者，取径非不高，其不能就轨道可预决矣。夫九仞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等以求，讵有当乎？此又师法古人之弊也。
     吾谓学字者，一当视其笔姿之所近，一当视其程度之相当。或因其所好而牗进之，或因其所偏而矫正之，固在教者精于鉴别，半令学子自为主张。而尤要者，须视其工力之所及，即如唐之颜、柳，均可学也。然如颜之《宋广平》，柳之《琅邪碑》，岂初学小生所能学步乎？步趋有先后，万不能镴等以求也。
    或曰，“公孙舞剑”、“担夫争道”，昔人皆于此悟笔妙，似古之工书者，原无一定标本，随在皆可取资矣。曰：不然，如彼所说，为神化者言之，非为学步者言也。然则初学宜何师？曰：既生今世，自应以真书为先务，自应由严重者植其基，则南帖不如北碑矣。无如今之习北碑者，已不胜其弊，则不如规模隋、唐。隋代碑版墓志多美书，惜传者殊少。唐以肃、代之际为极盛，而流弊亦最深。莫如初唐流弊差少也。待初基坚固，自尔万法随之，或探源篆、隶，或博涉《阁帖》，即盛唐诸大家，亦可供驾驭、资摹仿也。
   前人说字，有极不经而尤可鄙者。每谓自秦、汉以来，某字出自某家，某人传于某氏，至有掘发冢墓，盗人笔法者。一似古人习字，无不始终依傍一家门户，又似符籙禁咒与一切魔术，必赖秘密授受者，否则即谓之不成家数。或斥为摹习太杂，然遇有名望极大者，则又多方为之附会。如朱熹之学魏武，苏轼之学《鹤铭》者，真乃荒谬之极矣。是殆如所谓妇人之节，从一而终耳。胡乃猥陋一至于此！
    规模古人，不可视之太难，如果茫然不知其际者，亦尽可以不学。俗传有某生，就术士求授役鬼术，术士曰：“役鬼耶，试看汝背后何物？”回顾则一奇鬼，生骇绝。术士轩渠曰：“子休矣！见且畏之，尚言役之乎？”学者得一种碑帖，或师之，或友之，或奴隶之；即属美书，亦不能处处完善，选择去取，任我主张。若神圣太过，是犹某生之见鬼也，当别求可以供我取裁者。

参考第十一

    夫物之进化，由交换而来；而物之特殊，由比较而见。欲使学子了然于古人之神情意趣，非参考何由表见也？世有独抱一经，数十年莫能得其体要者，未悉古今之世变，焉知一代之得失哉？读书有然，习字亦曷莫不然。
    吾尝见有牢守一种碑帖，数十年毫无心得者，非姿质之不敏、工力之不勤也，无他种碑帖之相形，故神情不显著也。譬之摹习一种汉碑，亦必广集他种汉碑，则见有茂密者，有疏放者，有平正者，有遒奇者，有敦朴者，有秀逸者，形形色色，派别区分，而此碑之异点，斯昭然矣。见其昭然，乃能参悟其所以然，犹有颟预从事者乎？
   非独取证于纸异者，即于唐碑中取颜字之一种，亦必广集颜之各种；取柳之一碑，亦必广集柳之各碑，则见有《广平》、《琅邪》之疏放，又有《郭庙》、《符璘》之缜密，于是刻之精采始证明矣。孙过庭《书谱》，斤斤于二王，绝不及其他，观其遗迹，其得于二王者亦仅矣，岂非由于无所比较哉？
    世俗之教人者，既恐学子摹习太杂，又恐学子见异思迁，殊不知果能兼收众长，即亦何妨于杂？果能相观而善，即亦何病于迁？知识期于增进，学术贵能变化，画地自限，不其愚乎？
   随园先生曰：“凡作咏古物题，必将关于是题之典籍之故事，搜罗无遗，乃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吾谓习字亦然，或篆、隶，或真、草，任学一门，必将历代之石刻之墨迹，凡关于此体者，尽力搜罗，乃学之成也，仍一无所依傍。若必规规于成法，昔人已先我而为之，即能与古人乱楮叶，亦随园所谓有人无我也。况乎其万不能及耶！
    随园又曰：“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吾谓其说可以通于学字，规模古人但当会通其精神，不可徒袭其形式也。
    程鱼门论文，袁子才论诗，均谓有应读者，有应看者。吾谓习字亦然，即如汉中《褒斜道畜君摩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大字，陕西碑林，僧彦修狂草，江西某寺《心经》狂草，学者均当一见，以扩充其眼界。然似之者病，学之者死矣，不可不知。

墨妙第十二
    世之浅见者，动谓字当以某种为最佳，此大谬也。譬如兰竹之清幽，佳矣；木芍之香艳，岂得以为不佳？古松之奇傲，佳矣；垂杨之旖旎，岂得以为不佳？字之真、草、篆、隶，形式迥殊无论矣，即以古篆论，千声万色，虽精于鉴赏者，已莫能强为轩轾。至如汉隶，有《衡方》、《鲁峻》之严重，又有《石门颂》之疏荡，《孔庙》之旷夷；有《张迁》之遒奥，又有《曹全》之俊逸，《封龙山》之磊落，《校官碑》之朴厚。夫茫鞋竹杖，固是清高，而缟袂霞裙，亦征香艳。他如黼黻冠裳之名贵，轻刀快马之雄奇，岂得以若者为佳、若者非佳乎？
    至若南北朝，至若李唐，更有冰炭不相入，而皆各极其妙者。南北朝之绝异，无待赘论矣，至若有唐肃、代之际，如颜真卿之雄厚，柳公权之清劲，徐浩之敦朴，李邕之庄雅，夫固各有千秋矣！
   又如有清一代，有邓完白之缜密，又有陈曼生之荡逸；有梁巘之韵籍，又有薛鸿之磅礴，有何绍基之奇奥，又有包世臣之俊伟。其各不相侔者，用能各自名家也，各自名家，而艺林蔚为大观矣。是故精于鉴赏者，断不能以一格拘也。画有名贵、野逸两派，字亦有士气、作家二种。画之两派，不妨分途；字之二种，贵能兼胜。士气多风采，或不免单薄；作家优于气象，或失之粗扩。二者虽各有特长，各有其弱点，能兼之，斯绰然大家矣！
   随园先生曰：“诗有干无花，是枯木也；有肉无骨，是夏虫也；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有声无韵，是瓦缶也；有格无趣，是士牛也；有直无曲，是漏卮也。”随园不解书法，此说何其与吾说字相符乃尔。录之以示吾党，足供参悟也。
   随园又曰：“人不和平不享福，文不奇峭不动目。”吾谓作字须兼斯二者，不然非失之平庸，即失之刻露矣。摹帖者多平庸，摹碑者多刻露，吾恒见之。
    地有温润之土，草木斯茂；人有和平之气，家道乃昌。作字固贵刚劲，然苟无妍润之气，是木强也、狠戾也，何足贵乎？

恶札第十三
    字乃美术，恶者何必称焉。但世俗往往字本恶劣，而或身据要津，或经权贵人之称许，一时慕势者和之，后世无识者亦和之，相沿既久，遂成铁案而不可移易。学子识力不足，每易为之眩惑，教者不可不指示之也。恶态甚多，兹特举其尤著者：
    一曰庸腐气。肥头肥耳，脑满肥肠，酒肉之气喷人欲呕，已不堪矣；更有痴肥如无骨，而皮肤复不润，望之如麻风病者，此种字起于嘉庆时，现今京中尤极盛行，海内仰为泰斗也。
    一曰寒酸风。肢体既委顿而无神，皮肤复枯燥若无血，以乾涩为苍老，神气皆脱。如鸦片鬼，形骸虽具，生机已全无矣。此原劣不足道，不知何以著盛名于康、乾间，至今仍多神明奉之者。
    一曰凶戾气。字固以刚为贵，究必韵籍宜人。若乃生硬无情，怵心刿目，所谓驴夫脚跟、恶僧藜杖，何足取乎？吾始见元、明人碑榜多如是，以为彼时人习《阁帖》，大楷未遑究心，亦不足怪。不料近竟有专以此为能事，遂以驰名当世者，是诚戾气之所钟也。
    一曰尘土气。字有奇正，难拘一格。乱柴乱麻，画家有取，要归纳于韵，施之无不可者。若乃内则无骨，外则无韵，一味木强，斯已不足观赏，况木而不强乎？倘使体格不凡，犹有可取；乃更獐头鼠目，支离猥琐，如饿丐垂绝，真乃无所取材。乃竟享大名于嘉庆时，至今片纸轾字，宝若球图，吾诚莫测其理由矣。
   一曰欺世者。或故作眼花手颤之态，以饰为苍老；又或于真书中，杂以似篆以隶，不伦不类之笔，令见者毁誉无所施，而高自矜许，以诧瞽蒙。此如盗贼中拐骗之一流，其冒充官长，冒为奇士者也。此种字妖，发生于最尽四十年，现今处处皆是。
   一曰媚世者。前代名家，亦往往有临仿各帖者，要不过偶然寄兴，心师其意，一已之真面依然也。乃有人焉，忽作颜、柳之庄以健，忽作赵、董之和以柔，羌无定质，但因他人之所好为转移。此如伶人献伎，忠佞贤奸，顷刻百变，本无所谓真面目也。
    书法有“飞白”之一种，不知所由来，或谓始于蔡邕，究难证实，恐系托名，唐、宋人颇重之。余始以为殆即行草书之渴笔，后乃知其以木片蘸墨，勉强书之，绝不成字，真乃下流之极矣。
   宋人陈去非，谓子云好奇，是以不能奇。苏子瞻谓其以艰深文浅陋。吾谓作字亦然。真苍老者，未尝不妍润；真奇奥者，未尝不平实。即如诗之最奇奥者，无过韩昌黎，而元微之称之曰：“玉馨声声彻，金铃个个圆。”作字之道，固亦如是。昔人评字，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态，已鄙之矣；孰意至今，态之变本加厉一至于斯也，真前人所不及料矣。
    现代人有名满天下之一人，著书说字，累数万言，引证汉、晋、南北朝碑版极浩博，最后以殿体书备干禄，是其终点。又谓榜书至难，莫加摊谷为字，以笔钩之，恶札之恶，至斯极矣。世人犹多震其名，为之神而明之，何其劣也！
    或曰《墨妙》既在在徵引，《恶札》胡不一一证实，不愈使学子了然乎？曰：非不欲证实，不可证实，亦无庸证实也。《礼记》曰：“不訾重器。”字虽恶劣，但世人已多世守之，以为传家之重宝，若显揭之，于礼已为不可，且学者苟稍有知识，据吾所言，自能一见而知之。况吾所举者，皆名满天下之人，墨迹拓片，风行一世，固随在可取证也。若仍茫然不知其旨，则其人直等于聩盲矣。

标格第十四
   标格之立义有工匠、美术之两种，如诚郭、宫室、苍禀、府库，则工匠也；楼榭、殿陛、池台，亭阁，则美术也。作字亦然，印书之宋体字，及一切抄胥之字，则工匠也；名书宝翰，则美术也。美之说，难以一言尽，可以二者总括之：一曰气象，一曰风采。
    太古之字，寥寥数画，原无气象之可言，然疏落有致，自有一种天然风采。至于商、周钟鼎彝器之铭，往往瑰奇伟特，灿若云霞，固能气象、风采兼擅其胜者也。大小篆作，庄严名贵，风采虽不足，而其气象之典重高华，亦学子所当知也。
    篆书自秦、汉以来，除唐人李少温外，数百年来，几于断绝。清之中叶，方始再兴。大致分徽、浙两派，迥然不同，各有其长，未易轩轾。徽派，所谓纡余胜；即完白之篆，亦非无卓荦者。气象、风采，亦不尽能划若鸿沟矣。
    自汉隶代兴，有宏博如河岳者，有幽旷如林壑者，亦有猥琐无足观者，千声万色，风采气象，各竞其能，指不胜屈矣。南北朝之字，虽风味迥殊，要皆各以风采胜者。唐以肃、代之际为极盛，其气焰实足压倒初唐诸贤，如颜清臣、柳诚悬气象均极藑绝，若徐季海、李北海之风采尤为独步千古矣。宋、元、明代，书家迭出，风采之胜，标新领异。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有清一代，书名鼎盛者，往往名实多不符，姑置勿论。如邓石如、陈鸿寿、钱坫等，率多以篆、隶擅长，亦多以风采胜者。若名不大著，而草书擅长者，如梁闻山之韵籍，薛翥江之高迈，均不愧一代大作者。其次如左季高、彭雪琴之磊落雄伟，其气象有足多者。同时有何子贞、包慎伯二人，几于冰炭之不相入，要皆各以风采胜者。
   《漫斋语录》中之论诗曰：“凡作诗，用意要精深，出语要平淡。”吾谓作字亦然，入手要劲健，成功要温雅，斯乃精金良玉之品。若风采，若气象，则存乎其人之天矣！

观人第十五
    昔人有言：“心正则笔正”。又云：“字为心画”。且历举其人以证之。吾意殊不谓然。伯夷能筑室，盗跖亦能筑室；伯夷能树谷，盗跖亦能树谷，室与谷岂因人而有异乎？技艺之事，与人品固毫不相涉也。然据吾所见，字之美者，未足代表正人；字之恶者，适足代表邪人。今略举其一二：
    如颜鲁公、柳诚悬，论者以为书如其人，不虚矣。然如蔡京之圆劲瘦逸，严嵩之骨重神寒，张瑞图之古丽精峭，王铎之清回高迈，固皆各具优长，不可一世，方之颜、柳诸贤，实足抗行而有余。而蔡、严均以权奸倾害善类，张则以工书依附魏珰，王铎本无宦情，乃依违于马、阮之间，虽云朝隐，抑已污矣。其人均不足取，要皆不害为美书也，以为代表正人其诬矣。然如《恶礼》章所言，欺世者，可决其心术之诡秘；媚世者，可决其人品之卑污。品行道德，固属别一问题，要以作字亦不可不立品也，
    书画一道，肄习者固在天姿高，尤赖根器厚。王烟客一见石谷绌已，右之石谷，终身执弟子礼，卒以成大名。无他，饮水思源，好善无已也。今之后生，往往一经长者之期许，遂沾沾自喜，漠视一切；甚或未尽穿杨之技，先关射羿之弓，遂终无所成就者，岂非根器浅溥之故。
    窃谓习字要素有四：一曰工力。虽笔情墨趣，生而过人，要非磨以岁月不为功。一曰眼界。工力虽深，苟非多见前人遗迹，只可谓乡党自好之士，不足以为天下士也。一曰胸襟。则视其所养，于下《养气》章言之。

张树侯，名之屏，安徽寿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86年)，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是民国时期在江淮一带享有盛誉的书法大家。张氏不仅在诗、书、画、印多方面具有很高造诣，而且在书法理论研究上也有重要建树。生前所著《书法真诠》分十八章详述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以五十年之考订，证三千岁之源流，开后进之坦途，辟前人之怪论”，阐精发微，指归明晰，是民国时期一部重要的书学论著。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为该著题诗： “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关于张树侯的生平与书艺，《书法》杂志等刊物曾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