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的老母亲，一个人住在上海老楼房里，日子过得慢，却不乏琐碎。虽然请了阿姨做饭搞卫生，妹妹妹夫也每周几次登门送菜看望，但母亲依然事事亲历亲为，似乎不愿将生活交给任何人掌控。她像一棵深扎老地的树，风吹雨打都要自己扛过去。

　　这棵树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马桶漏水，叫来物业维修三四次，每次都说修好了，隔几天又继续漏，最终干脆整件更换，每次收费五十到一百不等，无发票、无解释。淋浴头漏水也是如此，灯罩破了，不影响照明，她却坚持要换，一盏普通的12瓦LED顶灯，被物业以100元的价格安装上了。

　　这放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人们总是修旧如旧，一根铁丝、一把钳子就能让老物件再战几年。而如今，不修了，直接换，换的是部件，也是生活方式；贵的不是材料，而是人工，是流程，是“标准化”的价格单背后看不见的系统。

　　而母亲，还活在她理解的那个世界里。对她而言，每一次花钱请人来修理，都是一笔可以避免的浪费，每一次“修不好”或“换整件”，更像是一种不负责的敷衍。她不是不舍得钱，而是心里过不了那道“应该自己动手”的坎。她相信细致、节约、掌控一切的生活方式——就像她相信勤俭持家的信条一样，不会轻易动摇。

　　而我们这一代，在海外的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中间的落差：澳洲的维修服务本就是“全件更换”的逻辑，价格高、时间慢、人工贵，母亲家的这些维修价格和处理方式，似乎也渐渐“看齐”了西方。这种转变不是好坏之分，而是时代的脚步无法逆转。

　　但生活，从来不仅仅是“是否修好了”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场人与世界之间的博弈：母亲在对抗的是衰老带来的无力感，是时代让她逐渐失去掌控感的不安。而我们，在理解这种倔强的同时，也许只能用陪伴和亲力亲为来回应那一份“亲历亲为”的坚持。

　　于是，每次回国，母亲总有一堆待修待补的事情等着我——换门铃、换厨房水龙头、补墙壁裂缝，调整抽屉滑槽，修煤气灶，洗窗帘，哪怕这些活找物业，让阿姨三两下就能解决，但她宁愿等我。因为她知道，我是她信得过的人，是这个飞速变化世界里，能让她安心的人。

　　也许我们无法阻止世界越来越贵、越来越快，但我们能做的，是在母亲尚能执拗、尚能安排生活的时候，接住她所有“过于认真”的坚持，把那些她不放心交出去的事，一件一件接过来。

　　这就是亲情的哲理：当岁月带走她们的力气，我们愿做那个替她撑起旧日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修不好一盏灯，也能修补她内心的一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