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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先生,蒙古族人民的骄子
11月23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一时间,各大新旧媒体都被他老人家刷了屏。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说流沙河先生。
回忆起来,我倒是与先生见过两次,并且,还有一次长谈,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在成都的大慈寺,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关于历史,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他悄悄地说:其实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小标)
流沙河先生,是我每次到了成都,那里的新闻界朋友都说,老先生不接受采访。说来也巧,有一天,我应邀去成都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做客。我在会客厅里看到老先生的书法,我一问,才知先生是蒙古族。于是,我与何特木勒主任商量,没想到,这个采访计划就这样轻易实现了。
按照约定,2012年8月17日午后,我们在大慈寺里喝茶。我先到的,在那里等了一会儿,15时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头轻快地走过来了,一面微笑,一面摇把扇子。何特木勒把我们双方引见一下,大家坐定。
我说:“我是满族,自古满蒙一家。”
先生说:“是的,满蒙一家,世代结亲。”
一位诗人和他的“粉丝”的手就这样握在了一起。是的,我们的距离感明显地渐弱了,大家开始像成都人那样喝茶。
先生又说:“其实我真的是成吉思汗的苗裔,大前年,我去拜了他的陵墓,感觉真的不一样。”
流沙河,不姓流,他姓余,叫余勋坦。
晚年的流沙河对自己的族源特别关注,曾做专门研究。老先生说,在国家图书馆藏的《余氏大家谱》中,记载泸州凤锦桥的余氏时,这样写道:“元朝世祖铁木尔之孙太子真金第二子显宗铁木健,有十个后裔。他们于元至正十一年因政治原因,逃到四川。改铁为金,金乃铁字之偏旁,留有不忘亲祖之意。然后,又恐怕字形相似而受到追踪迫害,又将金字去下划,略省笔而为余。族众一行来至四川泸州衣锦乡凤锦桥。考虑到人多动静大,难以一路同行,族众在一起联诗、合对、盟誓并插柳纪事于溪边,然后四散逃亡各处。”流沙河是余氏老大一支的后裔。
2009年9月8日,鄂尔多斯高原在连续3天绵绵阴雨之后,终于晴朗起来。当晚,流沙河乘坐开往呼和浩特的夜车,在呼包高速公路上疾驶。他的心狂跳不已。他兴奋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感慨万千地说:“只有在北方,在我的故乡,在这样的高原上,才能见到这样明亮的月亮和星星……”
第二天清晨,流沙河终于走进了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一种回归的感觉,瞬间撞进他的心灵,那样强烈。
流沙河拜谒了成吉思汗的陵墓,深情地写下一副对联:“秋风怀故土,白发拜雄魂。”落款是“蒙古裔流沙河”。
那一刻,他心中是那样的轻松。
坚强的血液,千百年来汩汩流淌,未曾间断,从成吉思汗坚强的身躯,流淌到流沙河诗意的心灵……
对自己的笔名,先生这样解释:“‘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习惯用3个字,所以我就把‘河’字补上,这样念起来也顺口。”
1947年,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第二中学高中部。那时,他是个追求光明、酷爱文学的少年。在校期间,他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十月读书会”,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名气一日大似一日。1948年,他在《西方日报》副刊以流沙河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折扣》。
1949年,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虽学化学,但他的文学情愫却在心中疯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他毅然辍学,前往山区当起了小学教员。在这里,他一直进行着革命文学的创作,诗歌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期盼。1950年,经作家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推荐,流沙河调到《川西农民报》工作,1952年,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创作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年轻的流沙河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挨批斗,成为“反面教员”。在被派去烧锅炉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完了《庄子》。庄子的达观,让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此以后,他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用心聆听圣贤的不倦教诲,顽强地走过那段艰难岁月。
劫后余生,流沙河复出诗坛。1979年底,他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虽历尽磨难,但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没有丝毫减损。为了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流沙河在做编辑的同时,每个月还坚持写4个专栏。1985年起至今,他的作品已出版20余种。
劫后余生,依然怀抱理想。关于那首经典诗歌《理想》,他现在依然如数家珍——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
顽强不屈的性格,源自成吉思汗的血脉。流沙河无疑是中国最具血性的诗人之一。
由诗人走向学者,理性评价诗歌(小标)
复出以后,流沙河先生写了10多年的诗歌,到了1990年,他突然发誓从此不写了。诗人不写诗,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这样说:“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进入70年代末,我又开始写了。但我的绝大部分诗,太多的宣传色彩,这些诗可以拿到现场朗诵,有现场效应。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些东西不是诗。所以,1990年我就赌咒发誓离开诗歌了,去搞我自己热爱的事情。”
这最近20年,流沙河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出版了《诗经现场》、《流沙河诗话》、《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目前,先生正在撰写《文字四象》,同时在《南方周末》开专栏。
在2012年1月出版的《流沙河诗话》中,先生把诗比作一头可爱的大象,而自己则自谦是大象身上的虱子。仰望大象的轮廓,顿感横空蔽日,如山如岳。他用优美而略带调侃的文字,引经据典,将多年来对诗歌这头“大象”求索后的心得,进行了一番分门别类的梳理。
这本书在古体诗和现代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在诗歌沉寂的年代里,它就像一缕拨动风铃的清风,灵动、活泼。流沙河用传统的诗歌审美观来评论现代诗歌,这和一些评论者引用西方文学概念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此,先生说:“这和我这一生,和我受的教育分不开。因为从少年时代读《诗经》起,我就习惯了一种有韵味的、美丽的、有想象力的作品。现在我老了,还能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而且很热爱它们。我觉得,这些诗歌在我最艰难的岁月,给了我无数帮助,这种帮助就是一种灵魂上的安慰。古人留下那些美好的诗歌,我读了以后心胸一下就开了,眼前就亮了,觉得再苦的日子都有趣味。因为这些诗歌滋养我的灵魂数十年,无法改了,因此就形成了我的一种保守主义的诗歌观。这个对我来说不但是最熟悉的,也是最热爱的。”
对于古体诗和现代诗的关系,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至今都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够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与现代的一些观念、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最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打工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如果有可能明天带你去旅行》。他写的诗是现在的生活,写他在外头打工的苦。他的太太在遥远的村庄守着,过苦日子,一年到头就盼望他回来。他没有回,就同情、悲悯他的太太,希望将来有一天他有钱了,能够带着太太到外面去旅游,让她见世面。我就突然注意到,他很讲究韵脚,也很讲究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念起来有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要是离开了传统,完全凭空形成一种新的诗是非常困难的。”
在流沙河看来,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现代诗,有极少数写得好的,比如台湾的纪弦、痖弦,还有后来的余光中、钟鼎文。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会了一门本领,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松松垮垮,没有节奏,难以上口,无法朗诵的诗。无论那些诗的内容是写个人,还是社会,也无论作者的眼界高低与运用文字的方法如何,他们都废弃了中国古典诗歌高密度、高比重的文字,那是一种失败。”
真僧只说家常话。
流沙河是真僧。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他没有讲自己如何辉煌,没有讲自己写过哪些传世巨著,只含笑问候我,并感谢我不远千里来看他。
他说,东北的老诗人都不在了,他很想念方冰、沙鸥、胡昭、丁耶、梁南。他还讲了晋代向秀写《思旧赋》的故事,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向秀二人,交谊很厚。后来,嵇康因不服晋王司马昭独揽朝政,被诬陷杀害。有一次,向秀经过嵇康的旧居,看到一片荒芜,不见了老友,又听到邻人凄恻的笛声,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写下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思旧赋》。这篇赋虽然很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他也讲了四川“五老”之一赵熙在送别刘咸荥时写的挽联:“五老中剩我二人,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三子,说我就来。”
苍凉心境,先生从容道出。细细体会,这还是坚强。
采访,在淡淡的茶香中进行。
先生很尊重人,他只端茶杯而不端架子。担心我听不懂他讲的四川话,他就将自己的话写在我的本子上,使我白白得了他老人家的墨宝。这样,我们分手了,先生说不要送,摇着扇子独自走了出了寺院。
阳光从成都大慈寺的飞檐和树冠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将这个下午镀成真金的颜色。
2013年7月去成都开笔会,看望流沙河先生本来是个内容,我已与满蒙学习委员会的何特木勒老师说好了。
2013年7月12日,我与新闻界的朋友们在宽窄巷子闲走,偶一回头,竟看见了老先生。于是,上前打招呼。一年不见,还是一年前的样子:矍铄。先生说,“我是来一家书店讲课的,您好吗?”我说:“我很好,见到您,我很高兴。”他的助手说:“你可以一起过去呀,去书店。”想到好友书龙要赶飞机,我说:“不了,改日一定拜访。”于是,大家在巷子里合影。然后,就分了手。
真没有想到,我们从此竟再也不能见面了。痛惜。我时常会想起2012年8月17日那个纯金的下午,在成都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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